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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3期《诗歌月刊》刊发了阿毛的诗《当哥哥有了外遇》。同年该作入选海风出版社8月出版的《狂想的旅程——新女性新诗歌》、中国文联出版社12月出版的《中国诗选》和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的《2002年诗歌选》。
朱子庆在2003年5月发表的《无效的新诗传统》一文中全文引用该诗，批评为“庸诗”、“假诗”，并且说这首诗只要两行就可以完成了等等，以后又有几篇不同的文章引用朱文继续这种批评。
为了让读者了解情况，也研究怎样使诗歌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在此发表三篇文章并附该诗。
《当哥哥有了外遇》一诗的作者阿毛为女性，1967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
当哥哥有了外遇
■阿 毛
绝不是绯闻
但的确是灾难
当哥哥有了外遇
谁都不会想到
他会在亲戚朋友中扔进一颗炸弹
以前他老老实实
爱妻怜子
在亲戚朋友中有口皆碑
谁会想到他
会为一个比他小了十五岁的女孩子
丢了工作
妻子和十七岁的儿子
在家里他成为一个
被极力挽留的躯壳
在亲人中他成为一个谎言
他不回头了
他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
没有亲情、没有手足
没有道德和秩序
他完了
他把爱这把火烧过了头
烧到他自己的身上
他妻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上
母亲的身上
和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
嫂子的头疼又犯了
侄子的自闭症更厉害了
母亲的血压升高了
亲人的脾气给惹恼了
我在小说里写过很多
外遇的烦恼
但别人的外遇
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
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
我早已不用笔去杀它
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
吼着，去死吧，你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严重到成为一个灾难
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
只想当一个杀手
呼啸的子弹
——兼谈《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的诞生
■ 阿 毛
我是一个有着十多年诗龄的写作者。我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是饱蘸着内心幸福或痛苦的泪与血写的。这其中的过程非一个敏锐者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从不谈论我的任何一首诗的诞生过程。因为这对于我就像是重新经历一次生或面对一次死。而我不是一个喜欢在诗歌创作之外面临生死的人，所以我不愿谈论诗，尤其不愿谈论自己的诗。
但是，这次，由不得我不愿意。我的一首诗竟然成了一个风中的靶子，被人一冷枪一冷枪打来打去。他们射击它的理由竟是“一点都不精炼，音乐性更是谈不到”的“庸诗”、“假诗”。我第一次在2003年5月份的《华夏诗报》看到朱子庆的《无效的新诗传统》中对《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的评论时，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朱子庆对新诗的发展不是胡闹，就是短视。
批判我的诗是由朱子庆的评论而起（听说后来还有人也写了批评文章，我没有看到，所以也就不管它了。），既然周良沛老先生赞同朱子庆的观点，所以还是让我回到朱子庆的观点上来。他说，“现在的新诗一点都不精炼，音乐性更是谈不到”。
诗当然应该讲究精炼。至于音乐性，那要看是什么内容、什么情绪的诗。不能拿着这样的标准去乱套。如果要求每首诗都有音乐性，诗人们都去写歌就行了，何必写诗呢？谁都知道歌和诗是有区别的，不必我在此赘述。精炼也有讲究的。一首诗再精炼，也不能缩得没有道理、莫明其妙——“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如此精炼，可它说清了什么呢？是“哥哥”为爱的无情，还是“亲人”的切肤之痛？还是一个“妹妹”的愤怒？这两句，既不抒情，也不叙事，干巴巴的，一点力量都没有，更谈不让诗的节奏、语调、内在的情绪。而《当哥哥有了外遇》正是它的批判力震撼了编者和读者。所以我从不质疑为什么有不少人说这首诗写得好，也不奇怪它为什么入选了2002年诗歌精选的四种版本。这首诗的力量太强大了，强大到你任何时候看，都觉得不能置身事外。这正是这种内容的诗所需要的力量，也是我想达到的效果。
而这种力量应当归功于口语的节奏与语调。我曾经想把外遇这种对于家庭来说近乎“灾难性事件”写成一个中篇小说，但是我认为小说在这种素材上没有诗歌的批判力量大。既然我是要批判要表现愤怒，我得找最迅疾的子弹。所以我用了诗这个载体。一行，两行，当然是不够的，十行都远远不够，所以最后我用了四十一行，才觉得舒畅。我非常清楚，我是在用文字打一场道德战，一场关于亲情的保卫战，这样的战争必须讲究艺术，不能像一些被弃者，冷不防地刺人一刀或甩人两耳光。我必须调动那些被这种事件牵动的每一根神经，用强有力的文字传达出它们的情绪与感情，表现这一事件的灾难性或亲人的愤怒。我在诗里不能有一点儿抒情，更不能有音乐性。因为任何抒情与音乐性都会削弱这首诗的批判力度。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人在盛怒或吵架时，他不可能用歌调。那样太不真实。记得一本书上说，当一个人恨一个人时，最好用他懂得的最土的话骂他。这足以说明人们在吵架时不可能像唱歌一样。所以要用诗写这样一个愤怒的内容，就只能使用口语，不能用别的。不能。因为口语得天独厚的在场感和亲和力，使它在日常事件中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你们看到的这些噼噼啪啪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诗句，就是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这串愤怒的子弹要达到的效果。
我认为它是成功的。虽然有些诗人在肯定这首诗的诗艺的同时，认为我的思想太传统太古典，竟然不能理解“哥哥的外遇”。我的回答是“谁能理解那些背弃的嫂子和亲情的呢？”
不是我的思想太传统太古典，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一些过火的爱毁掉一个又一个家庭。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悲剧。作为一个有良心有责任的写作者，她不可能无视这样的悲剧。所以我在悲愤之中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要让这首诗成为一串射向外遇的子弹。可现在它却成了被人射向新诗的靶子。真是出人意料啊！像背后的冷枪一样出人意料。
真实的黑暗来自俗世的反面
——为《当哥哥有了外遇》而辩
■霍俊明
许多文章都涉及阿毛的一首诗《当哥哥有了外遇》，如朱子庆就极其尖锐地批判到——“滔滔四十一行近三百字，那点意思两句话足以说清：‘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我搞不明白这种连散文都不够格的东西，怎么能叫诗？它被堂而皇之地推为‘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又是依据什么样的美学原则？”（《无效的新诗传统》载2003年5月25日《华夏诗报》。
很显然，朱子庆认为《当哥哥有了外遇》是“非诗”、“庸诗”、“伪诗”、“烂诗”，但问题是，《当哥哥有了外遇？究竟是怎样的诗？为什么会遭到一些人如此激烈、尖利的质疑和批判？厘定这首诗的“美学原则”又是什么？
问题由此展开。
朱子庆认为四十多行的《当哥哥有了外遇》用两句话足以说明事理。这是多年功利性审美定势的惯性力量导致的“镜式诗学”留下的后遗症。这种“镜式诗学”认为在自下而上现象的背后有一个“绝对本质”和“终极真理”，诗人的心灵要像一面忠实于现实的镜子，使诗歌话语符合这个先验的“真理”和“乌托邦”。而朱子庆仍用“镜式诗学”、“功利性”的有色眼镜看问题，不免过于“老套”和有了几分滑稽。
笔者认为阿毛的《当哥哥有了外遇》是近年来少有的优异的“口语”诗作。不知朱子庆对于坚、韩东等人的诗持有何等见解？如果以朱子庆的思维，这些诗人的《有关大雁塔》、《尚义街六号》的经典之作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在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使我们在窥探和厘定的时候，要万分小心、谨慎。阿毛的这首诗关注的是个人的经验和富有成色的语言事实，揭露了来自俗世反面的真实黑暗。诗人在语感的自然充溢的流淌中升腾起另一种有意味的具有“背后的黑暗”的阔大场阈和审美生成空间。基于此，语感和控制语言的优异才能成为诗人呼吸灵魂和世界的唯一可信事实和“实体性”存在的合理依据之一。这首诗用同是“口语诗人”的韩东的话来说是，“从一首真正好的诗里我们可以看见作者的灵魂、他的生活方式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人面对世界只能是一扇窗户，那就是你自己。我们只能居住在自己的肉体中，任何想摆脱它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无法判断哪些东西是出于梦境，哪些东西是实际发生了的。但对于一个人的此时此地，二者并无区分的必要。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也是诗歌的真实，更重要的它是心灵的事实。”可见，诗人对诗的要求是——个人性和真实。《在当哥哥有了外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愤怒而又于事无补的灵魂，一颗“愤怒的葡萄”。科技图腾的纵欲主义的肉感快餐店，饕餮视觉圣宴的赤裸午餐的食色吧台，集约化数字化可缩减性的梦工厂和好莱坞作坊，在引车卖浆之流涌动的市场的好天气里，“诗人放弃读者，远离时代”的谩骂声不绝于耳。这首诗决不是与时代无涉的矫情和炒作的伪诗，恰恰相反，事实是它极为切骨地楔入时代，在非诗的时代展开了诗歌的努力和可能。在法国新小说大师格里耶看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任何论断都会被无情打破的泛情时代。《当哥哥有了外遇》无情地撕下世俗最后虚伪的面纱。作为个体而言，与我们无关的“婚外恋”以及其他更甚的“悲剧”最多是一场闹剧，是与己无涉的茶余饭后的廉价长舌妇的“谈资”。在此意义上，世界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可贵的是阿毛将可能的痛苦的“灾难”拉回到我们并不宽裕的生活面前。它——优异的诗——使我们在与生存的对称和对抗的黑暗视阈反观灵魂，追问存在的种种可能。诗人在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中有一个极为巧妙的“木马计”。如果诗人在“哥哥”前加上限定语“我的”，那么这首诗的成色就要大打折扣，正是“哥哥”才会使我们接受一个残酷的预演的预言性的“灾难”，当有一天，你的哥哥，我的哥哥，他的哥哥，我们的亲戚朋友有了外遇，我们还会像局外人那样的快乐吗？“谁都不会想到/他会在亲戚朋友中扔进一颗炸弹/以前他老老实实/爱妻怜子/在亲戚朋友中有口皆碑”，而全诗最为震撼使人深深战栗的是诗的最后两节——“我在小说里写过很多外遇的烦恼/但别人的外遇/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我早已不用笔去杀它/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吼着，去死吧，你//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到成为一个灾难/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这是关于个人真实、生活真实和时代真实的本己性体验和心灵“小说”，它坦呈了一个常人的私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而这又恰恰提供了作为接受者的我们检讨、辩难、反思自己的机会，尽管这机会在|“灾难”和“道德裁判”中到来。但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缺席。我承认这首诗是“不纯”的，是容留的诗，它的巨大的胃足以消化我们时代的痼疾和垃圾。诗是个性主体性与语言、生存的交锋、涉险，是可贵而精粹的命名姿态，但是任何优异的诗人都不可能离弃时代自作高歌，诗可避免地要介入时代、当下，用诗人自己的“来自良知的共和国”和“粗暴的公共世界”进行较量。在此意义上，持有自我话语谱系并完成对当代经验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和照亮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诗歌要成为容留的诗，张力的诗，是有着强大的“消化橡皮，铀，月亮和诗”的胃。
也谈《当哥哥有了外遇》
■ 马俊华
《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写了这样一场家庭变故：因为哥哥有了外遇，一个本来非常和谐的家庭，就不再和谐了。不仅不再和谐了，而且发生了完全的逆转，充满了灾难。哥哥变了，“以前他老老实实／爱妻怜子／在亲戚朋友中有口皆碑／／谁会想到他／会为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女孩子／丢了工作／妻子和十七岁的儿子／／在家里他成为一个／被极力挽留的躯壳／在亲人中他成为一个流言／他不回头了／／他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没有亲情／没有手足／没有道德和秩序／他完了／他让爱这把火烧过了头／烧到他自己的身上／他妻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上／母亲的身上／和兄弟姐妹的身上／／嫂子的头疼又犯了／侄子的自闭症更厉害了／母亲的血压升高了／亲人的脾气给惹恼了”。
一场变故，当它与你没有利害关系时，你可以摆出理智清醒的姿态，甚至还会发表一些故作高明的议论，可一旦它与你休戚相关时，你恐怕就会方寸大乱，陷于到变故的纠缠中焦头烂额，只想及早摆脱出来，让生活重返常态。作为这场变故的目睹者——“我”（哥哥的妹妹）就深切地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我”以前“在小说里写过很多／外遇的烦恼／但别人的外遇／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看到哥哥的外遇给亲人带来的沉重打击以及对一个脆弱的家庭生活的严重破坏，她非常愤懑，最后对哥哥发出了诅咒：“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我早已不用笔去杀它／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吼着，去死吧，你！”
《当哥哥有了外遇》是一首诗、一个艺术品，因此，我们不必对号入座，认为作者就是这首诗背后的真实故事的主人公的妹妹，而应认为“我”意味着一种叙述方式，是一个文学作品里的角色。这样，我们就能从一个亲妹妹对哥哥的这种充满怨恨的诅咒中，感受到“妹妹”对这场变故的深深的无奈，对一个破碎的家庭的极力补救，对受到伤害的亲人的强烈的爱，从中也折射出外遇对一个正常家庭和正常生活产生的破坏力的巨大。我相信，读者会从这样的诅咒中感受到深深的震撼，并引发出深深的思考。这种思考并不囿于外遇这个社会问题本身，还可能牵涉到与此相关的爱情、婚姻、家庭乃至人生等问题。
《当哥哥有了外遇》的选题比较新颖，反映了作者朴实真切的生活关怀。这样的题材处理起来自然会有些难度。可客观地评价这首诗，它确实写得比较成篇，语言不是黏附在对事件的模写上，而是能垫起来，夹叙夹议，凝练跳跃，生活感很强，张力很大。作者的参与性很强，对矛盾的揭示很充分，耐人回味。很多诗句也很有诗意，诸如“他会在亲戚朋友中扔进一颗炸弹”、“在家里他成为一个／被极力挽留的躯壳／在亲人中他成为一个流言”、“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可以说，作者呈现出了感同身受的艺术真实，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要是结合当前流行的“口语诗”和“叙事诗”写作来看，我们又可以发现，它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
有的读者认为这首诗语言啰唆，其实概括成两句话“哥哥有了外遇，你去死吧，哥哥”，也就够了。我认为不然。艺术的凝练不等于只保留中心思想，而是要用艺术化的生活内容来感染人，因此，它离不开对细节和丰富性的追求，这首诗的篇幅是为了达到揭示主题事件的丰富性而确定的，并不冗长。有的读者认为作者说出“去死吧，哥哥”，就表明作者立意偏颇，在搞狭隘的道德评判，从而否定这首诗。我也认为不对。正如前文所说，诗中的“我”并不一定代表作者的态度，而是作品中塑造的角色，因此，通过“我”的嘴说出的话并不就是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或道德立场，而是塑造作品中人物的一种方式方法，其目的自然是增强艺术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至于如何进行道德评判，则是次于诗歌欣赏的事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当然，这首诗也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同样的题材也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切入的方式更独特、更新巧，语言更凝练、更精粹，诗味更浓。但这些都不能否定《当哥哥有了外遇》是一首很好的诗。有人也借这首诗形式上不够精美、与古典诗歌无法相比进而来否定现代诗歌，这也很片面。古典诗歌是一种已经完成的诗歌形态，其标志就是探索出了古代汉语的形式特点和建构规律，形成了完美的诗歌体式，相比之下，现代诗歌的体式则正在探索之中。很多人怀抱着古典诗歌的标准来衡量现代诗歌，自然觉得现代诗歌有很多缺欠。可是，他们忽视了孕育古典诗歌所需要的漫长的历史。我们应该相信，任何语言中都蕴涵着最佳的诗歌体式，现代汉语也不例外，只是正在探索中而已。终有一天，我们会写出充分反映现代语言的形式美感的诗歌，其艺术魅力将毫不逊色于古典诗歌。如此说来，我们今天的一切认真写作都是值得肯定和褒赞的，因为正是眼下这样执著的努力，才是我们早日看到完美的现代诗歌的真正保证！
（载《诗刊》2004年3月下半月刊《诗歌圆桌：一首诗引发的争议》）
《当哥哥有了外遇》引发的争议
——由一首诗演绎的“阿毛事件”
班 桐
今年3月，《诗刊》下半月刊3月号“诗歌圆桌”栏目以“一首诗引发的争议”为题，刊登相关文章，就著名女诗人、作家阿毛的诗作《当哥哥有了外遇》展开了一场新诗大讨论。该诗首发于2002年第3期《诗歌月刊》，同年入选海风出版社8月出版的《狂想的旅程——新女性新诗歌》、中国文联出版社12月出版的《中国诗选》和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的《2002年诗歌选》。
2003年5月，评论家朱子庆在当月25日的《华夏诗报》上发表《无效的新诗传统》一文，批评该诗为“庸诗”、“假诗”，并且说这首诗只要两行就可以完成了等等，以后又有几篇不同的文章引用朱文继续这种批评。
为了让读者了解情况，也研究怎样使诗歌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诗刊》下半月刊刊发了一组文章，再次引发诗界有关“新诗传统”的争论。记者了解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直到今天还远没有结束。作为诗人的故乡，人们自然关注这场争论的背景、经过以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为此，记者“请”来了“阿毛事件”的当事人和一些诗歌研究者，看看他们如是说。
争：无效的新诗传统
朱子庆（评论家）：我们现在的切肤之痛是：新诗有什么形式化的游戏规范，或者垂为传统的美学原则吗？除了作为“习惯法”的分行排列——大陆分行自上起，从左到右排列，台湾分行从右起，自上而下排列，新诗还有别的什么有关结构、韵律上的形式约定吗？除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内容和语体表达。随兴所至的长短句变化，——这些都是没道理好讲的，新诗还有什么诗之为诗的独特的艺术“操守”吗？我们习惯于说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它的语言应该是最精炼的，富于音乐的。实际上哪门艺术不讲究精炼呢，比如散文和小说？精炼和文体直观上的长短，没有必然的联系。现实的情形是，现在的新诗一点也不精炼，音乐性更是谈不到。历时八十余年的尝试、实验和先锋，至今新诗仍然是丑小鸭一个：“分行看贵为新，不分行啥也不是。知我者谓我自由（诗），不知我者谓我瞎诌。”打着诗的名义而毫无诗意、没有佳句，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制作满天飞。最要命的是，这些东西还常被某些大牌刊物拔作“最佳”，奉为圭臬。请欣赏下面这首入选《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的《当哥哥有了外遇》（编者略）。
滔滔四十一行近三百字，那点意思两句话足以说清：“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我搞不明白这种连散文都不够格的东西，怎么能叫诗？它被堂而皇之地推为“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又是依据什么样的美学原则？类似这样“说你诗你就诗不诗也诗”的庸诗、假诗充斥诗坛，人们早已见怪不怪，据此，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新诗有传统呢？如果郭沫若、徐志摩、艾青、臧克家、昌耀乃至北岛、舒婷垂范的“传统”今天依然有效，它应该是有过滤作用的，烂鸡毛怎么会变成衔橄榄枝的白鸽！
没有游戏规则的比赛是永远玩不精彩的。有传统在，就有游戏规则，有游戏规则，则“神坛”上的诗人可能是“业余棋手”；没有传统，就无游戏规则，在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地方，随时可能会有奇迹发生，——举头鸡犬满天飞。传统不是那种说你在你就在不在也在，说不在就不在在也不在的东西。传统也不是记在户头上的存款，存在就是有效，恰恰相反，它是属于那种有效才会存在的东西。无效的传统，是和一堆破铜烂铁没有什么两样的。
周良沛（诗人、诗评家）：要说“新诗有无传统”，这本是一个常识性的话题……但这话题的提出，是很可怕地反映了新诗运动在这一问题上无情地倒退，不由人有种难于摆脱的、深度的悲哀。“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那么两句话所掺水为十一行近三百字的《当哥哥有了外遇》，它有哪一点像诗，跟诗有什么关系呢？民族的文化、道德传统全然拒绝，新诗传统还能在他等的话下么？若在他们的话语霸权下容它存在，实际上就等同于他等的自我否定，推倒了他们那套存在的理论基础，那可能么？他们可能就这么退出新诗的历史舞台么？诗无定法，并非诗无章法，没有它自身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特征。然而，有人对诗的认定却以美其名曰的“多元”而又认定它是没有一定标准的。
议：人性在内容与形式中敞亮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诗评家）、李志艳（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诗人阿毛在一种个人与社会群体的视阈中，敞开自己的心灵，抛弃自己虚伪的装饰，以率真率性的真情实感，在文本的“对白”与“独白”中，直面这个充满激烈矛盾与斗争的话题。用口语式的诗歌语言来剥离人性中温情脉脉的伪善的面纱，将“此在”与“存在”的意义一起思考，权衡道德、美德与泛滥的爱情之间的轻重，寻找那日渐远离的陌生的精神家园，拒斥那种在物质锁铐中的“被抛””的“焦虑”，将诗歌推广到了一种读者群的广度与社会意义的深度。我们认为《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就是从形式层面来看，也不失为一首好诗。
其一是视角的频繁转换。诗人阿毛站在“亲人”、“嫂子”、“侄子”、“母亲”的角度来对“哥哥的外遇”进行控诉和批判，而通观全诗，诗人又时时站在“哥哥”和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俯瞰这个事件，在一种多维的、立体交叉的视野中进行展开，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诗作的信息容量，同时也使读者在一种密集的、急速的情感铺张中受到巨大的震撼，在刹那间受到一种强力型的惊悸。
其二是关于此诗的音韵问题。此诗以“上”结尾，压“ang”韵，这个音节的特点就是气流饱满充沛，音节响亮，余音缭绕，毫无疑问，这就给整首诗带来了一种旖旎婉转的音乐质感。
其三是对比手法的恰当使用。阿毛在《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里对对比手法的灵活使用，使得这首诗歌拥有了一种跌宕多姿、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首先是单一诗节间的对比，主要体现在诗歌第2节和第3节，深刻表现了“哥哥”的精神境遇和一个前后几乎是天壤之别的裂变过程，把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其次，诗节与诗节之间的对比。如第2节与5、6、7节对比，主要揭示了整个家庭在面临“外遇”这个激烈矛盾冲突时所发生的撕裂性、颠覆性的变化，各种情感、矛盾都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得到奔腾、突涌式的展现，诗歌也就在读者的积极参与中、读解中、审美中获得了一种广阔的艺术空间和持续的生命力。再次是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对比。第1节就是明显的例证，“绝不是绯闻/但的确是灾难/当哥哥有了外遇”。简单的三句诗，却拥有了无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四是单线型的情感推进模式。阿毛采取的是一种先社会、次家庭、再个人的情感推进模式。这是一种由大到小、从远即近、先巨后细的行文方式，是一种单线型。我们认为此诗不只是关注个人的，更重要的是关注社会，作者要给整个社会一种启示性的思想意义和一种风味独具的美学价值。
最后，诗人首尾呼应，提出了一个现代社会问题。最后一节，诗人这样写道，“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到成为一个灾难/我并不想当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这是整首诗主题的升华。阿毛此诗并不是一首只关个人的诗，而是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的深沉思考。对于一个多是以先锋姿态出现于诗坛的女作者，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转变，这也许意味着阿毛一个新的诗歌创作阶段的开始。这样的诗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伪诗，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诗坛的逆流。
马俊华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当哥哥有了外遇》是一首诗、一个艺术品。该诗选题比较新颖，反映了作者朴实真切的生活关怀。这样的题材处理起来自然会有些难度。可客观地评价这首诗，它确实写得比较成篇，语言不是黏附在对事件的模写上，而是能垫起来，夹叙夹议，凝练跳跃，生活感很强，张力很大。作者的参与性很强，对矛盾的揭示很充分，耐人回味。很多诗句也很有诗意。可以说，作者呈现出了感同身受的艺术真实，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要是结合当前流行的“口语诗”和“叙事诗”写作来看，我们又可以发现，它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
有的读者认为这首诗语言啰唆，我认为不然。艺术的凝练不等于只保留中心思想，而是要用艺术化的生活内容来感染人，因此，它离不开对细节和丰富性的追求，这首诗的篇幅是为了达到揭示主题事件的丰富性而确定的，并不冗长。有的读者认为作者说出“去死吧，哥哥”，就表明作者立意偏颇，在搞狭隘的道德评判，从而否定这首诗。我也认为不对。诗中的“我”并不一定代表作者的态度，而是作品中塑造的角色，因此，通过“我”的嘴说出的话并不就是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或道德立场，而是塑造作品中人物的一种方式方法，其目的自然是增强艺术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至于如何进行道德评判，则是次于诗歌欣赏的事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当然，这首诗也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同样的题材也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切入的方式更独特、更新巧，语言更凝练、更精粹，诗味更浓。但这些都不能否定《当哥哥有了外遇》是一首很好的诗。
霍俊明（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阿毛的《当哥哥有了外遇》是近年来少有的优异的“口语”诗作。不知朱子庆对于坚、韩东等人的诗持有何等见解？如果以朱子庆的思维，这些诗人的《有关大雁塔》、《尚义街六号》的经典之作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在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使我们在窥探和厘定的时候，要万分小心、谨慎。
阿毛的这首诗关注的是个人的经验和富有成色的语言事实，揭露了来自俗世反面的真实黑暗。诗人在语感的自然充溢的流淌中升腾起另一种有意味的具有“背后的黑暗”的阔大场阈和审美生成空间。基于此，语感和控制语言的优异才能成为诗人呼吸灵魂和世界的唯一可信事实和“实体性”存在的合理依据之一。
《在当哥哥有了外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愤怒而又于事无补的灵魂，一颗“愤怒的葡萄”。这首诗决不是与时代无涉的矫情和炒作的伪诗，恰恰相反，事实是它极为切骨地楔入时代，在非诗的时代展开了诗歌的努力和可能。《当哥哥有了外遇》无情地撕下世俗最后虚伪的面纱。作为个体而言，与我们无关的“婚外恋”以及其他更甚的“悲剧”最多是一场闹剧，是与己无涉的茶余饭后的廉价长舌妇的“谈资”。在此意义上，世界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可贵的是阿毛将可能的痛苦的“灾难”拉回到我们并不宽裕的生活面前。它——优异的诗——使我们在与生存的对称和对抗的黑暗视阈反观灵魂，追问存在的种种可能。
诗人在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中有一个极为巧妙的“木马计”。如果诗人在“哥哥”前加上限定语“我的”，那么这首诗的成色就要大打折扣，正是“哥哥”才会使我们接受一个残酷的预演的预言性的“灾难”，当有一天，你的哥哥，我的哥哥，他的哥哥，我们的亲戚朋友有了外遇，我们还会像局外人那样的快乐吗？这首诗坦呈了一个常人的私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而这又恰恰提供了作为接受者的我们检讨、辩难、反思自己的机会，尽管这机会在“灾难”和“道德裁判”中到来。但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缺席。
韩少君（诗人）：这首诗所有的语言像子弹一样射向当今社会的一大顽疾，痛快淋漓。诗人为了表达得更有效，她选择了口语，诗中多次出现“他不回头了”、“他完了”、“母亲的血压升高了”这类句式，以加强“事件的灾难性”。诗中的叙事功能也处理得相当高妙，全诗的叙事如一条暗流，有旋涡、有洪峰，但这一切都被诗人的情绪所裹携。通过一个“妹妹的嘴”、她难以遮蔽的愤怒，告诉了读者一个完整的“严重事件”。这首诗里，诗人无意道德评判，而是为我们呈现了它的灾难后果，全诗饱满充实，感染力极强。
阿毛的这首诗写得相当精练，用语朴实、简单。大众口语，一气下来，其中也不乏变化，语式的几次变化和语境的不断转换，增强了诗歌的灵动感，也由此产生巨大的情感力量和批判力量。
白夜（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首先这首诗歌没有这两句话，为了杜绝以讹传讹，杜绝任何任性地评论，我认为有必要把这首诗歌原文刊登一遍。它是不是三百字我没有数过，但显然不是十一行，更显然没有您（指周良沛——记者注，下同）所引用的那两句。在这首诗中，我并不觉得它“前卫”，或者“否定一切”，像您在文章中批驳的那样。相反，我觉得它入选《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很可能是因为它捍卫了传统文化。因此您的例证和您的论点正好构成了有趣的对话。
魏天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把包括作品在内的写作行为视为一个文本，作为写作者的诗人的表达活动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在场，一方面她(指阿毛，记者注)通过对作品中说话者的裸露显示她自己，另一方面她在寻觅，寻觅应对现实的支撑，或者一个倾听者。这首诗的关键词是“外遇”。作为写作者，外遇只是一种烦恼，可供分析和观赏，借以表达对生活的洞见甚至借以成就个人的声誉，而作为亲历者，它是灾难，使得“作者”的理性、素养、观念全部失效。所以，当作者在诗中出现的时候，她呈现的是秩序轰然倒塌时的真实自我，这个自我与诗中的说话人是一体；同时也是她在通过写作图谋恢复秩序，这时她是说话者之外的另一个人，是作者在反躬自问时的对象化的自我，一个她正在审视的异己；一旦读者理解了重建秩序的希望是如此渺茫，就能体验到作为作品的诗歌文本在前述的窘急、焦灼之间，流贯着悲怆和苍凉。
我相信，当我们带着诚意而不是成见、虚怀而不是虚无地走进诗歌的时候，发现会更多，我们会被诗歌的声音和声音背后的力量所撼动。
文红霞（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那么，怎样才是有效的传统呢？在朱子庆看来，真诗好诗优诗自然是合传统的，那么他所谓的传统指的是什么呢？“精炼、音乐性”？对传统的理解何其狭隘。据查汉语词典：传统，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伽达默尔也曾说“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的规定了传统。”
在我的理解里，传统不是一个狭隘的名词，不是凝滞不变的一潭死水，更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圈压诗人的框框或尺子，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岂非又要回到文革时代，动辄得咎，一不小心，一把大尺子就比划过来——你的诗是不合传统的庸诗、非诗？传统是有时代特点的，有当下性，在不同时代诗人笔下焕发出不同的风采。朱子庆自己也说“前人的艺术库存，是在后人不断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学习中转化为血肉，积淀为传统。”
阿毛：呼啸的子弹
阿毛（诗人、武汉文联专业作家）：我是一个有着十多年诗龄的写作者。我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是饱蘸着内心幸福或痛苦的泪与血写的。这其中的过程非一个敏锐者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从不谈论我的任何一首诗的诞生过程。因为这对于我就像是重新经历一次生或面对一次死。而我不是一个喜欢在诗歌创作之外面临生死的人，所以我不愿谈论诗，尤其不愿谈论自己的诗。
但是，这次，由不得我不愿意。我的一首诗竟然成了一个风中的靶子，被人一冷枪一冷枪打来打去。他们射击它的理由竟是“一点都不精炼，音乐性更是谈不到”的“庸诗”、“假诗”。批判我的诗是由朱子庆的评论而起，所以还是我让回到朱子庆的观点上来。他说，“现在的新诗一点都不精炼，音乐性更是谈不到”。
诗当然应该讲究精炼。至于音乐性，那要看是什么内容、什么情绪的诗。不能拿着这样的标准去乱套。一首诗再精炼，也不能缩得没有道理、莫明其妙——“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如此精炼，可它说清了什么呢？是“哥哥”为爱的无情，还是“亲人”的切肤之痛？还是一个“妹妹”的愤怒？这两句，既不抒情，也不叙事，干巴巴的，一点力量都没有，更谈不让诗的节奏、语调、内在的情绪。而《当哥哥有了外遇》正是它的批判力震撼了编者和读者。所以我从不质疑为什么有不少人说这首诗写得好，也不奇怪它为什么入选了2002年诗歌精选的四种版本。这首诗的力量太强大了，强大到你任何时候看，都觉得不能置身事外。这正是这种内容的诗所需要的力量，也是我想达到的效果。
而这种力量应当归功于口语的节奏与语调。我曾经想把外遇这种对于家庭来说近乎“灾难性事件”写成一个中篇小说，但是我认为小说在这种素材上没有诗歌的批判力量大。既然我是要批判要表现愤怒，我得找最迅疾的子弹。所以我用了诗这个载体。一行，两行，当然是不够的，十行都远远不够，所以最后我用了四十一行，才觉得舒畅。我非常清楚，我是在用文字打一场道德战，一场关于亲情的保卫战，这样的战争必须讲究艺术，不能像一些被弃者，冷不防地刺人一刀或甩人两耳光。我必须调动那些被这种事件牵动的每一根神经，用强有力的文字传达出它们的情绪与感情，表现这一事件的灾难性或亲人的愤怒。我在诗里不能有一点儿抒情，更不能有音乐性。因为任何抒情与音乐性都会削弱这首诗的批判力度。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人在盛怒或吵架时，他不可能用歌调。那样太不真实。记得一本书上说，当一个人恨一个人时，最好用他懂得的最土的话骂他。这足以说明人们在吵架时不可能像唱歌一样。所以要用诗写这样一个愤怒的内容，就只能使用口语，不能用别的。不能。因为口语得天独厚的在场感和亲和力，使它在日常事件中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你们看到的这些噼噼啪啪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诗句，就是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这串愤怒的子弹要达到的效果。
我认为它是成功的。虽然有些诗人在肯定这首诗的诗艺的同时，认为我的思想太传统太古典，竟然不能理解“哥哥的外遇”。我的回答是“谁能理解那些背弃的嫂子和亲情的呢？”
不是我的思想太传统太古典，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一些过火的爱毁掉一个又一个家庭。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悲剧。作为一个有良心有责任的写作者，她不可能无视这样的悲剧。所以我在悲愤之中写了这样一首诗。
（本文涉及发言部分有删节）
载2004年《武汉作家报》
2004年第7期《诗歌月刊》——特别关注《一首诗引发的争议》
女性的现实与批判
——也读《当哥哥有了外遇》
韩少君
我十几年前就认识阿毛，那时，她很瘦小，在一场诗会结束后，我们挤在一辆大巴上，彼此站在一起，有过简略的对话，当时那辆车上还挤着已近古稀的老诗人曾卓。阿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率真、快言快语。
在我的印象中，阿毛写些隽永的爱情诗；稍后作了调整，诗歌里出现了超现实成分，极具探索性；现在作为武汉市专业作家，主要写小说，诗少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从一个选本上看到的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老想到阿毛瘦弱的样子，我想，阿毛的胸膛里何以埋伏着一团火。我设想她生气的神情时，我笑了。
“绝不是绯闻/但的确是灾难/当哥哥有了外遇”，“用一个妹妹的嘴/吼着，去死吧，你”。
阿毛是个认真的阿毛。
一年前在武汉，我和阿毛电话里谈过这首诗歌，我说阿毛啊你写了一首好诗。但我似乎没有说出喜欢的理由。朋友写了好诗，作为朋友，我看了，我高兴。我喜欢诗中那个“愤怒的妹妹”，虽然，她“吼着，去死吧，你”，但那是“用一个妹妹的嘴”在吼，内心里那份柔软隐蔽在急促的文字后面。我发现了阿毛的现实，一个“妹妹”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女人的现实。我不能妄断诗中的那个“妹妹”就是诗人自己，但我愿意把两者叠影在一起。这是一首批判性极强的现实主义作品，和阿毛大多数诗歌有很好的区别。以往，阿毛一直在挖掘知识女性充满矛盾的激情，她们的欲望、情与性的内在冲突，诗歌更多地关注自我。但这首诗很反常，我推断，一定是什么戳到了诗人的疼处，使她重新捡起现实主义之笔，“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所有的语言像子弹一样射向当今社会的一大顽疾，痛快淋漓。诗人为了表达得更有效，她选择了口语，诗中多次出现“他不回头了”、“他完了”、“母亲的血压升高了”这类句式，以加强“事件的灾难性”。诗中的叙事功能也处理得相当高妙，全诗的叙事如一条暗流，有旋涡、有洪峰，但这一切都被诗人的情绪所裹携。通过一个“妹妹的嘴”、她难以遮蔽的愤怒，告诉了读者一个完整的“严重事件”。这首诗里，诗人无意道德评判，而是为我们呈现了它的灾难后果，全诗饱满充实，感染力极强。
最近看了朱子庆一篇《无效的新诗传统》，朱文中的一些观点肯定需要商榷。朱先生似乎正在怒气冲天地为中国的现代诗歌寻找一个“传而垂统”的模框或者垂为传统的美学原则。为新诗至今尚无什么形式化的游戏规范而深感切肤之痛。此观点之荒谬可笑不足为论。
朱文在谈及“现在的新诗一点也不精炼，音乐性更是谈不到”时，全文引证了阿毛的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说此诗是假诗、庸诗，感叹“烂鸡毛怎么会变成衔橄榄枝的白鸽”。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将此诗再读一遍。应该说阿毛的这首诗写相当精练，用语朴实、简单。大众口语，一气下来，其中也不乏变化，语式的几次变化和语境的不断转换，增强了诗歌的灵动感，也由此产生巨大的情感力量和批判力量。朱文中讲：“滔滔四十一行近三百字，那点意思两句话足以说清：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如果真像朱文里所说，诗只究其义，而不富其形；剥皮剔肉剁筋，惟余其骨，那样，诗人们只有提刀卖骨了。至于音乐性，我想说，现代诗歌强调的是内在节律，而非戴着脚镣舞蹈。阿毛全诗有缓有急，有情感的铺叙，如“嫂子的头疼又犯了/侄子的自闭症更厉害了/母亲的血压升高了/亲人的脾气给惹恼了”，也有急促的吼叫，语义和节律相依相伴。我甚至想让阿毛用她独特的沔阳方言为我们朗诵一下这首诗。我想，那一定很过瘾。
( 载《楚天都市报》2004.6.19)
人性在内容与形式中敞亮
——读阿毛《当哥哥有了外遇》
邹建军 李志艳
“认识你自己”这句神谕已经风行了几千年，当经济与资讯携带着雷鸣电闪撕破了市人悠悠长夜中那个平静而甜美的梦后，“认识你自己”就成了陌生的痴人口中一句毫无意义的梦呓。而阿毛的诗《当哥哥有了外遇》，以其特有的视角又引领读者回到了古希腊的德文斐阿波罗神庙前，用疾风骤雨的诗歌语调铿锵而鸣：认识你自己。首先认识你自己，再进而认识社会。
“外遇”是一个颇具社会争议的问题，是漂浮在大海里的冰山之巅的一首并不浪漫的抒情歌谣；同时，也是特定的社会发展留给人类的左右为难的心灵挣扎。当身处事外，大家都乐意做春风得意的谈客；而身处事中、直接面对之时，恐怕又是产生一种决然的反差。诗人阿毛正是在一种个人与社会群体的视阈中，敞开自己的心灵，抛弃自己虚伪的装饰，以率真率性的真情实感，在文本的“对白”与“独白”中，直面这个充满激烈矛盾与斗争的话题。经济与资讯在人类的生活中大权独掌，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人的心灵的异化与遮蔽，人们习惯了匆匆忙忙地奔走于物质之间，早已默然地接受了社会环境统一铸造的冷漠的脸谱，早已习惯了操守于物质剩余给自己苟延残喘的一隅，早已淡忘了那个心灵自由、宁静的精神家园，而阿毛在缪斯的王国里擂响了警世的巨钟，对人类的失语症、心灵精神的边缘化提出了挑战，要让精神从物质那里重新夺回自己的领地。因此，选择“外遇”这个道德、爱情、物质三者都竞逐攫取的领域，首先就是要让自己与人类的心灵在一种共同语境下思索，在一种遮蔽的情势中敞亮，来进行一种直接的讨论与批驳，这无疑就使得诗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同时，用口语式的诗歌语言来剥离人性中温情脉脉的伪善的面纱，将“此在”与“存在”的意义一起思考，权衡道德、美德与泛滥的爱情之间的轻重，寻找那日渐远离的陌生的精神家园，拒斥那种在物质锁铐中的“被抛””的“焦虑”，将诗歌推广到了一种读者群的广度与社会意义的深度。
下文，我们想就该诗的形式方面来做一些剖析。我们认为《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就是从形式层面来看，也不失为一首好诗。
其一是视角的频繁转换。诗歌第4节这样写道：“在家里他成为一个/被极力挽救的躯壳/在亲人中他成为一个谎言/他不回头了”。第7节这样写道：“嫂子的头疼又犯了/侄子的自闭症更厉害了/母亲的血压升高了/亲人的脾气给惹恼了”。诗人阿毛站在“亲人”、“嫂子”、“侄子”、“母亲”的角度来对“哥哥的外遇”进行控诉和批判，而通观全诗，诗人又时时站在“哥哥”和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俯瞰这个事件，在一种多维的、立体交叉的视野中进行展开，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诗作的信息容量，同时也使读者在一种密集的、急速的情感铺张中受到巨大的震撼，在刹那间受到一种强力型的惊悸。因此，诗歌也就拥有了一种携带高能量的穿透力度，在瞬间就能击穿世人层层包裹的伪善，直逼人的心灵世界。在毫无喘息的片刻中，世人不得不审视自己的主体的心灵世界，引发深邃而又持久的反思。
其二是关于此诗的音韵问题。首先要看音韵这个概念如何定义。诗不能如流行歌曲一样，那无异于削足适履，铸造一副带刺的枷锁往上面套。再就是音韵如何表现的问题。不能让现代诗歌像古代的词曲一样，有固定的形式结构，能够入乐而歌，和乐而舞，那样的旧瓶装新酒，对新诗的发展也是一种专制强权性的扼杀。以口语入诗，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再次经历，其实这也给诗歌带来了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效果。就《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而言，它在节奏感和音乐效果上，也是有其魅力的。如第6节：“他//把爱这把火//烧过了头/烧到//他//自己的//身上/他//妻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上/母亲的//身上/和//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按照此种读法，这节诗的节奏感是很强的，并且内在韵律力量也很充沛。同时，此诗又以“上”结尾，压“ang”韵，这个音节的特点就是气流饱满充沛，音节响亮，余音缭绕，毫无疑问，这就给整诗带来了一种旖旎婉转的音乐质感。
其三是对比手法的恰当使用。无比较就没有鉴别，把美的和丑的放在一起，就会使美者益美，丑者益丑。阿毛在《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里对对比手法的灵活使用，使得这首诗歌拥有了一种跌宕多姿、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首先是单一诗节间的对比，主要体现在诗歌第2节和第3节，“谁都不会想到/他会在亲戚朋友中扔进一颗炸弹/以前他老老实实/爱妻怜子/在亲戚朋友中有口皆碑”。将哥哥的前后发展情况进行对比，使读者能够完整而又准确地把握“哥哥”的性格，在一种质变的过程中感受那种人性的“遮蔽”的深度的不可预测。而在第3节中，“谁会想到他/会为了一个比他小了十五岁的女孩子/丢了工作/妻子和十七岁的儿子”。数字“十五”与“十七”比较，就愈加凸显了一份不适当的爱情，在一个原本美好的家庭中肆意泛滥的灾难性的后果，也揭示了在物质的强大逼迫下，精神在一种极度虚无中寻找到的是一个沼泽的渊薮。这样，就深刻表现了“哥哥”的精神境遇和一个前后几乎是天壤之别的裂变过程，把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其次，诗节与诗节之间的对比。如第2节与5、6、7节对比，主要揭示了整个家庭在面临“外遇”这个激烈矛盾冲突时所发生的撕裂性、颠覆性的变化，各种情感、矛盾都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得到奔腾、突涌式的展现，这样就很容易将读者带入一个情境交融的矛盾境地，让读者思考，让读者去抉择。这样，诗歌也就在读者的积极参与中、读解中、审美中获得了一种广阔的艺术空间和持续的生命力。再次是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对比。第1节就是明显的例证，“绝不是绯闻/但的确是灾难/当哥哥有了外遇”。简单的三句诗，却拥有了无比深厚的社会内容。对于整个大环境——社会来说，“外遇”不过是绯闻，不过是闲人碎语的最好资料，这里其实就间接的描摹了世人的冷漠，嬉皮士似的嘴脸，在开始阶段就产生了批评意识。然而对于整个小环境——家庭来说，却是名副其实的“灾难”，但是，这种“灾难”却只能是世人眼中的笑料，没有人关注，也没有解答，只能是现代社会一个平常的牺牲品。在这种对比性的情境中，让作品具有深厚的现实力度，而后面对这种“灾难”的细化，使得它在一种总体结构中饱蘸情感的因素，在血与泪、道德与爱情、家庭与“外遇”的戏剧性的冲突中，发人深省。
其四是单线型的情感推进模式。纵观全诗，阿毛采取的是一种先社会、次家庭、再个人的情感推进模式。这是一种由大到小、从远即近、先巨后细的行文方式，是一种单线型。毫无疑问，此诗不只是关注个人的，更重要的是关注社会，作者要给整个社会一种启示性的思想意义和一种风味独具的美学价值。而这种单线型的情感推进模式，层层递进，脉络分明，主旨清晰明确，就更能够洗涤世人心灵上被世俗蒙上的尘沙，找出社会在人性中置放的毒瘤。同时，以一种直接的、势头强劲的情感为驱动力，就能入木三分的刺人醒世，而不是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或是蜻蜓点水式的浅吟低唱。
最后，诗人首尾呼应，提出了一个现代社会问题。最后一节，诗人这样写道，“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到成为一个灾难/我并不想当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这是整首诗主题的升华，因为诗人并没有找出一个真正的正确答案，只是在一种愤怒的情绪中张扬主体的感受，把自己的人性本真袒露出来，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一种直陈式的人性敞亮，是真与善在美的艺术里的结合。同时，诗人也把“外遇”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交给读者，留给世人，在一种情感共鸣中引起整个社会的大讨论，让整个社会都在逼向人性本真的过程中自我思索，自我审问，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其实，诗人也就是要寻找一个心灵皈依的精神家园，一种灵与肉的高层操守。我们认为这实在是诗歌技法的高明之处，也是艺术魅力的深蕴所在。阿毛此诗并不是一首只关个人的诗，而是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的深沉思考。对于一个多是以先锋姿态出现于诗坛的阿毛，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转变，这正好意味着阿毛一个新的诗歌创作阶段的开始。因为《当哥哥有了外遇》之后，阿毛创作了如《爱情教育诗》、《我和我们》、《由词跑向诗》、《火车到站》、《仿特德贝里克〈死去的人们〉》及《女儿身》等一大批不但关乎个人，更是关乎社会现实的优秀诗歌。
阿毛的诗，在一次次地引领着读者，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进而认识社会。
时间在证明：《当哥哥有了外遇》不但是阿毛个人诗歌写作史上重要的诗歌，更是诗人关乎重要社会现象的一首重要的杰作。
诗：声音和声音后面的能量
——以阿毛《当哥哥有了外遇》为例
魏天真
无论如何，现代汉语诗歌已经走到今天的地步，不仅与旧诗、与过去的新诗当然地不同之外，而且更重要的是，诗歌的存在方式具有空前的多样性，这是现实。如果还以习惯的传统方式来接受诗歌，难免发生一些尴尬情景，出现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无益的争吵和攻讦。其实，诗歌和读者完全可以互相选择，但是批评却有责任探索新问题并提供理解的新途径，如果批评只是满足于用固有的范畴、标准来做取舍，随意行使生杀予夺之权，这其实是批评主体被思想惰性和个人偏见所左右的结果，是批评自身而不是诗歌的沦落。有鉴于此，笔者想通过阿毛引起争议的旧作《当哥哥有了外遇》，表达一种个人的思考，即，撇开音乐性、凝练等等习用语汇及其固有的内涵，我们将如何直接面对诗歌？或者说，除了这些元素，是否还有其他的东西，决定了一首具体的诗为诗？
由字符和声音所建构的文本表层来看，本诗用程度副词加判断词（不用表示指称、指示或者疑问的语词）开头，使得声音的到来非常突兀、急促，到第三行才稍稍缓解，这一串字符契合到常人的经验中，一下子就产生了一个环绕说话者的焦躁不安的氛围，它突出的不是说话者而是声音本身，声音的来源也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仅仅显示出说话者与言说对象有明确关系，它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以下的言说。声音似乎转为平淡，是中性的描述和陈述，直到“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吼着，去死吧，你”。有了这一声爆发，才使人感到前面的讲述可以是几种不同的情态，一个说话者（妹妹）在用力抑制自己的各种情绪，或者她综合他人的意见表达自己的立场，也可能是七嘴八舌的众人在挟持说话者发出他们的声音，等等。所以在这个特定氛围里，字符后面的声音是非常的密集的，在这些密集的声音之间，又有各个不同的情感情绪，仿佛形成一个个间隔。这说明，诗歌文本中，符号与表达彻底区分又彼此依存，互为一体又互相矛盾。当我们进入文本的所指层面，这种张力将更加强大。
这种张力是由声音的挤压与放纵形成的：说话者对被说的对象的训诫、咒伐充满道德宣判的意味，她控制了审判对象，使自己发言权占有绝对优势；同时，她进行审判的言辞显示了那完全不是她自己的声音，而是借助了众人的眼睛和嘴：从“有口皆碑”到“谎言”，从“老老实实”到“躯壳”，从“哥哥”到“不认识的人”，这样的印象和评价来自于“亲戚朋友”、“亲人”，是“我们”，也许在这个“我们”中包含了“我”，当“我”真正出现的时候，是“哥哥”的形象最孤立和弱小的时候。发言者的位置在“我们”的阵营中，可是她的声音被收缩在密藏的内心，她在阵营里微不足道，她的声线更是细如游丝：
他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没有亲情、没有手足/没有道德和秩序/他完了
她顺着大伙的目光去看她的时候，她是完全沉默的，属于她的声音是“他完了”，这附和众人的若有若无的一句里有恻隐、哀叹、也有恐惧。她知道，对于这个众叛亲离的“哥哥”来说，往日的一切还在，却成了围剿他的愈收愈紧的罗网。恻隐就是对这个被彻底孤立和唾弃的家伙，与自己有着血脉亲情的人此时的状态。恐惧的不仅是道德和秩序的对于个体的强大威力，更是，强大威力来自于各个个体的联手经营，在任何一个脱离了秩序的人面前，他们同仇敌忾因而可以消灭任何异己，可是处于这种一致性中的个人的安全是暂时的，他（她）身不由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中的谁就会像这个大家共同的敌人一样，遭到这样的下场。这样看来，在排空巨浪中抱成一团以求种群不灭的蚂蚁也比人更能主宰自身的命运，因为它们抵御的是可见的外力，一旦它们身处团体的外部，即可以享有牺牲的崇高，可是对于人来说，无论你居于何处，无论你赤身露体还是身被盔甲，来自内心的欲望和激情的力量防不胜防，随时将你出卖。试想，如果下面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他把爱这把火烧过了头/烧到他自己的身上/他妻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上/母亲的身上和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嫂子的头疼又犯了/侄子的自闭症更厉害了/母亲的血压升高了/亲人的脾气给惹恼了
那么，一切秩序如常，灾难也不会降临，该多么幸运（也许真的值得庆幸，因为现实中这种幸运和不幸的几率是同等的）。为什么说话者扬言要做杀手而不是道德判官，因为杀死一个尘凡的生命比对他进行道德审判要容易得多，愈是有道德愈如此！她只能以此宣泄自己：用失声呐喊来遮盖、取代、抵御恐惧，毁灭使人产生恐惧的对象，或者，她宁愿杀死她自己，以摆脱不知道灾难何时降临的恐惧，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成为一个众人的目标，她的怒吼是向这个哥哥、向整个世界、也是向她自己。她到底是在宣判还是在求救，在斥责还是在哀叹，在愤怒还是在忧伤……也许，是这一切的纠结。
把包括作品在内的写作行为视为一个文本，作为写作者的诗人的表达活动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在场，一方面她通过对作品中说话者的裸露显示她自己，另一方面她在寻觅，寻觅应对现实的支撑，或者一个倾听者。这首诗的关键词是“外遇”。作为写作者，外遇只是一种烦恼，可供分析和观赏，借以表达对生活的洞见甚至借以成就个人的声誉，而作为亲历者，它是灾难，使得“作者”的理性、素养、观念全部失效。所以，当作者在诗中出现的时候，她呈现的是秩序轰然倒塌时的真实自我，这个自我与诗中的说话人是一体；同时也是她在通过写作图谋恢复秩序，这时她是说话者之外的另一个人，是作者在反躬自问时的对象化的自我，一个她正在审视的异己；一旦读者理解了重建秩序的希望是如此渺茫，就能体验到作为作品的诗歌文本在前述的窘急、焦灼之间，流贯着悲怆和苍凉。
我相信，当我们带着诚意而不是成见、虚怀而不是虚无地走进诗歌的时候，发现会更多，我们会被诗歌的声音和声音背后的力量所撼动。因此，我想再强调一下，批评家在他无力接受、无缘接受、无以接受的作品面前，完全可以安静地走开，偏见加上意气再加上话语权力往往会扼杀陌生和新奇之物的生机。经验告诉我们，压制和挤压并不能杀死一种植株，往往是促使它以扭曲的方式生长。
钉进生活的骨头里
——谈阿毛诗歌兼与《无效的新诗传统》一辩
文红霞
当代新诗的命运着实堪怜，似乎一定要摆出非难的姿态，才能证明自己是高明的。这也反映了许多论者的焦虑：究竟该用什么样的价值尺度、美学标准来量裁当下诗歌创作。
这一次，战火燃自朱子庆和他的《无效的新诗传统》（载于《华夏诗报》，2003年5月25日），在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里，朱子庆的文章把愤怒的子弹全打在阿毛的《当哥哥有了外遇》上，说这首诗“滔滔四十一行近三百字，那点意思两句话足以说清：‘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我搞不明白这种连散文都不够格的东西，怎么能叫诗？它被堂而皇之地推为‘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又是依据什么样的美学原则？类似这样‘说你诗你就诗不诗也诗’的庸诗、假诗充斥诗坛，人们早已见怪不怪，据此，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新诗有传统呢？如果郭沫若、徐志摩、艾青、臧克家、昌耀乃至北岛、舒婷垂范的‘传统’今天依然有效，它应该是有过滤作用的，烂鸡毛怎么会变成衔橄榄枝的白鸽！”
言下之意，这首诗奇臭无比，选这首诗的编辑全是诗盲，“当外遇这样粗制滥造的东西成了‘中国年度最佳诗歌’的时候，的确会使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由衷地怀疑这个叫做中国的地方，曾经出现过郭沫若、徐志摩、艾青、臧克家、昌耀乃至北岛、舒婷，更不要说已经成为人类瑰宝的唐诗词了。”（见《无效的新诗传统》一文）
既然说得如此严重，那我们就有必要细读阿毛和她的这首诗，以免有人因此对新诗对这个世界都绝望了。
一、 首先说说阿毛这位诗人。
阿毛不是一个突然从石头缝里迸出来的初学写作者，她有十多年诗龄，可以说从少女时代写到今天。阿毛是一个不事喧嚣，甚有潜力的诗人。深居简出，以写作为情人，把心灵的关怀当作生活的目的。九八年之前，她的诗风格婉丽，柔媚，清新明净，多抒写青春期的轻愁浅恨，爱断情伤。落在胸口的玫瑰成为伤口，是在幸福里说痛苦。她的诗集《为水所伤》、《至上的星星》大都用了同一题材：女人和爱情、女性和诗歌。
读阿毛的诗，仿佛读一个在爱与被爱中成长，有些稚拙，有些憨态却纯洁如春芽的女子，她在暗夜中徘徊，在如水的月光下思念，浸透了清露和花香，连流泪都是诗意的。“从蓝色梦幻中走出”（《印度蓝》），渐渐清晰而真实，便仍带有梦境里的伤痕和泪水，仍是一个她的小说中忧郁等待的女子“我要等你，在风中等你，在雨中等你。我要你从我的梦境中出现在我的世界里，从雨中走到我的伞下。”又如“流浪远方。多年以后／归途铺满荒凉的落叶／碎心的石头，／爱情已老／记忆无情的残酷／谁带我回家？”（《归途》）这既是梦寐以求的爱情，也是文学的精灵，诗歌的翅膀，小说的灵魂。文学女人的形象被她塑造得典雅纯洁。
细腻的笔触使阿毛描写情感一类的诗显得从容自如、游刃有余。“是谁的手在顺着音乐的节拍／握住我敏感的腰肢？／等待的花朵不能被抚摸／爱人，我是一尊脆弱的容器／头顶是瓶口／眼睛以下全是泪水／你只需一吻就能将我破碎”（《坍塌》）带有淡淡的忧郁但并不哀怨，充满女性美的芬芳，清浅的诗句，美丽温软的情怀，使她的诗犹如一湾清澈的小河，河边长满美丽的野花和碧绿的小草。
可是当我透过阿毛那些美丽温软的诗句表面，仔细洞悉阿毛诗歌中的女性和爱情时，却会发现人们不能所见或视若无睹、麻木不仁的伤。有诗人、诗评家这样评论阿毛的《为水所伤》：“阿毛，她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时代的精神官能症——伤。不过她是以挽歌的形式在吟唱。在这一点上，她走在别人的前面。”可谓正中要害！“伤”，无处不在的伤，难以穷尽的伤，人们早已麻木的伤，在阿毛的诗中时明时暗，成为诗的灵魂。仅从《为水所伤》这一首诗中就可以知道“伤之巨，伤之深”：“这里的一切已不堪风雨／彻底的失败与绝望／睡莲静美而忧郁／为水所伤／鱼在深处渴望／无限温柔／呼吸或游动／对着水中的影／相亲相爱却没有通途／这里的一切静美而忧郁／谁在爱情里痛饮或哭泣／隔着永远的水／如火如荼或凋零／为水所伤”。这里的“水”并非仅仅指爱情，而是有更深的内涵和更宽泛的所指。对于女人来说，陷阱无处不在，受伤的可能性密布四周。刀锋直刺向这个时代的精神疾痼：伤――爱之伤、成长之伤、女人之伤——这些痛没有明晰的伤痕，却展示出为水所伤的女子的心路历程，一路阳光风雨，遗憾痛苦都卷裹其中了。她其实在描述一些古老的情绪，比如孤独、悲伤、犹豫、迷茫、疑惑——女性诗人只是更敏锐地感觉到它们的尖刺，被刺伤，痛的感觉流露在笔端。有些伤可以归咎于它的时代，有些伤则应归咎于人的天性。
所以，我们在阿毛的诗里不可避免地看到一个敏于伤的女性、一个内心痛苦的诗人，深深被诗歌的黑夜浸染。这个生来就承受诗歌的幸福与痛苦的灵魂，她的一举一动所流露出来的悲剧气质体现了二十世界诗歌没落的高贵与感伤。“诗歌仍然不会让我们／无所不能，但我们／仍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敲碎岩石，让它成为星星／敲碎自己，成为通往高处的路”。诗人是如此的执著，可是诗人也清醒地知道，她所有的努力都似乎只能通向自己——“在这物欲的世纪／我常常想感动别人／却总是被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可是一些只通向自我、通向女性自身、诗歌自身的语言和泪水在给人些许释然的同时带来的却是更多的深重的自伤。所以，为了完成女性自救、诗歌自救，改变在阿毛的诗歌创作里不可避免。
这样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了阿毛的诗在1998－2000有一个停顿。但停顿并非停滞，对于诗人来说，思想或年龄，智慧的改变都会像烙印一样刻在诗里，那些淡淡的感伤、沧桑的追怀、惆怅，让人重新认识，回味。三年之后，当她重握诗笔，有了令人惊喜的转变，变得朴素明丽，洗掉了铅华的美女一样动人。以前朦胧迷离梦幻的双眼变得犀利、成熟，能一眼洞穿事物的本质。阿毛似还在写“伤”，只是这伤的范围已被扩大到整个社会生活，她的表达方式从纯粹的抒情转而叙事，这并仅仅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的转变，更显示了由对现实的回避转而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展开与关怀。由对比喻、意象、优美精致的句子的迷恋转而对社会病症的关注。这实际上是更难做到，也更显水平的尝试。
从阿毛的《为水所伤》到《至上的星星》再到她新世纪创作的一系列诗中，不难发现阿毛早已从一个理想主义的女性诗人，一个执著地为女性意识与身心之痛的女性主义诗人，成长为“生活核心和责任社会”而书写的成熟诗人。用萧开愚在写于1989年夏末的《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里的话说是“摆脱孩子气的青春抒情，让诗歌进入生活和世界的核心部分，成人的责任社会。”“停留在青春期的愿望、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状态，文学作品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重要性。”实际上这是他们这一代诗人在写作上共同的困惑与领悟，以前的写作被自己反省，否定，而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我想这与社会的转型，时代的迅猛发展不无关系，也与诗人的成长，智慧和理性的澄明不无关系。只有不断反省自己的人才会有进步，只有不断创新的诗人才具有活力。笔者认为阿毛所尝试的这条路是正确的，这种转向意味着诗人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平台，从而取得进一步的丰硕的成果。
二、 让我们来看看阿毛2001年以来的诗歌吧。
回到文本深处细读，真正去品味，了解诗人是品评一位诗人或一首诗作的前提，万不能在未读懂之前就胡乱发言，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女人辞典》发表于2001年第3期《大家》，是阿毛重握诗笔后写的第一首诗，也是她写诗以来最长的一首，共有12节，1500多字，从一个女人的出生写到死亡，是一首女人的史诗，也是一篇用华美热烈的语言写给女人的礼赞。从一颗“暗夜的种子孕育成一个花骨朵”开始，“仿佛不经意间一切都来了”，谁家有女初长成的芳香、优雅、纯洁、美丽。用尽一切美好词语礼赞这朵降临尘世的圣洁之花。这种自恋，对女性群体的无限热烈的爱戴在诗中怒放。女孩在成长，长成“又青又涩的果子挂满枝头”，“花奉献它的芳香／空气奉献它的清新／亚当奉献它的倾慕”。少女的美，未被任何风雨侵蚀的美在诗人笔下羞涩的开放，一朵亭亭玉立的莲兀自对天对地，对这个新鲜的世界微笑着，不知忧愁，不解风情却仪态万方，只为着自己，优雅地芳香着。诗人对少女时代充满了眷恋和赞美，那是她心中的圣地，所有的女孩都如诗人自我经验一样美着。
然而，诗人没有忘记她的灵魂：女人的伤与痛。记起了疼痛的开始，身上“那朵深渊”受到蛇的诱惑，被贪婪地“吃掉”。花在怒放，而伤怀由此开始。“破碎在一瞬间完成”“肉体活着，责任与灵魂／更痛地活着，柔蔓的句子／围绕一些深深的洞穴长长。／抚摸的手与唇总是太匆忙，／轻柔的翅翼也构不成／实质上的安慰。”女性的伤从她的性别就开始了疼痛，越美就越是疼得让人无法言说。
唐亚平把罪恶的来源指向性，《黑色洞穴》里阴郁地写道“是谁伸出手来指引没有天空的出路/那只手瘦骨嶙峋”这是谁的手？是指男权社会还是自古以来女性的命运？那样一双阴森恐怖，具有无穷权威和力量的手左右着女人，“转手为乾扭手为坤”。伊蕾对加诸于己身的伤害和束缚是反抗，她的《黄果树大瀑布》塑造了有着大女人的傲气、自尊、我行我素而又孤独形象。一连十三个“砸”，似悬崖倾倒，足以毁掉一切记忆中的踪迹，她曾经在生活中与“他”所经历的岁月，曾有过的渴望与爱。她似乎在刻意反叛舒婷那一代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上痛哭一晚”，用雷霆万钧的气势去追求、争取属于自己的“永恒”，哪怕结局是被“钉”。而在阿毛诗中，她显然多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女人的伤不是哪一个男人或那一场爱情所造成的，它甚至是与生俱来的，性别就是“伤”，在这个有缺陷的生活里就是“伤”，无可逃避。
如果说这一首诗还只是温柔地隐忍地试探地说出女人一生，表达自己的怀疑，对于爱情、男人、婚姻。她的“不测”的命运是从品尝一颗青果子开始。那么在《爱情教育诗》（见《长江文艺》2002第8期第66页，此诗荣获《长江文艺》2002年“金天问杯”诗歌奖。）中，她的语调变得非常犀利。一个爱情的恶作剧：某大学校内湖边，半夜11：30，女孩要男孩用游过湖去的方式表达爱，男孩便真的毫不犹豫地跃入湖中，游了一个来回，回来的途中沉于湖底。对于这样触目惊心，令人扼腕叹息的事件，诗人心中的痛与惜、沉重的思考都在诗句中显露，“我在今天听说这个事件，像听一件过往的情事/弄不明白现在还有人/拿生命为脆弱的爱情打赌/哎，我曾经那么年轻，那么相信爱情/为过剩的激情淋过几场暴雨/还写了不少爱的诗句。可是有什么用？/这些都不过是青春的瘟疫/或爱情的发疯形式。/”诗人是在用她的诗歌大声疾呼，别把生命当赌注，生命太脆弱，爱情太脆薄，经不起折腾。“都想爱人，被人爱／可是因爱而死／却像一块黑色的石头／落在平淡的生活中”（《黑色的石头落在平淡的生活中》，见《青年文学》2002年第11期第92页）此时的“伤”指向青年男女的心理素质，道德标准的和他们游戏爱情游戏生命的人生态度。
《雪在哪里不哭》（见《诗歌月刊》2002年第3期第34页）里两个女人，仿佛是在对比着一个女人的昨天和今天。青春的女孩虽然“穿的单薄寒酸/几乎就是贫穷的模样/可她一脸陶醉地/依在恋人的怀里/像玫瑰在阳光里笑//她还没有看到岁月的雪天/这不怪她。更何况/雪只是青春里的一个温暖的词汇/她飘在青春的天空，却不冷”，而一个女人虽然披着优雅高贵的黑色披肩，有着现实的温暖，看到了别人的羡慕，“这些足以与幸福混为一谈”，“但是我们的心里空/有时麻木，有时疼痛/谁知道，我是用丰厚的物质在怀旧”。这个‘空’字用得尤其好，让人联想到许多有关空的词语：空虚，空无，空荡荡，空落落……都是，又都不是，它涵盖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把一个曾经满怀着爱而如今走入俗世生活，因生活的平淡凡庸而痛苦着的灵魂写得活灵活现。阿毛用诗表明了这样一种遗憾：拥有了曾经追逐的梦想，并不等于拥有了幸福，一种得到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失去。是的，初恋的心情，初恋的玫瑰，初恋时的单纯与爱都在冷风中吹。这些或许只是街头的一瞬，女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幕场景。可这一瞬或一幕在灯火阑珊处，卷入生活中的身体与飞翔在梦想中的灵魂，总会不断地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不是我们每一个走入凡庸俗世后的伤吗？我们往往不敢正视或者已在庸庸碌碌中变得麻木。
而阿毛总在醒着，她的诗句总是被那些人们日渐麻木的伤（比如女人的伤痛、爱情的伤痛、因爱而死的伤……）所震痛。阿毛有一位安静、善良、美丽的好友，这位好友十多年都执著于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十多年的时间啊，有多少爱情都死了，可她一直都坚持着那场爱，并为那场没有结果的爱情抽烟、喝酒、全身心忧郁……直到最后肺癌去世”。好友对爱情的执著和她的早逝惊醒了作为诗人的阿毛。那个雨中深夜的死讯就仿佛寒冬里一声惊雷，使那些潜伏在冰天雪地里的思想的草芽花尖全都探出了头，阿毛要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爱弄个明白。因此阿毛在被震痛折磨得几个月都不能写出一个字的某个深夜，突然写了《我们不能靠爱情活着》（见《青年文学》2002年第11期P92页）这样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阿毛坚持认为“是爱情要了她（好友）的命”。那么深重的惋惜，对于女人的爱与痛，诗人比谁都了解都明白。爱情是女人最大的罪过，是生存的一个圈套，一旦伸进去就将万劫不复，“十几年过去了／你的长头发都绞短过多少次了／而你还像没爱过那样认真／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多少烟和酒，还有眼泪”。爱的诞生和死亡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像水中的蜉蚴一样，自生自灭非常快，“可你偏要在一个躯体里／维持一场爱情／这有多难？／何况现在的年代／靠什么都可以活着／就是不能靠爱情”，沉痛的领悟来自一场缘自爱情的死亡，从一个爱情至上者到把爱情看作病和瘟疫，获得免疫力的诗人擦干了眼泪，用悲悯的眼光来看着挣扎在爱里的男男女女。
三、 再细读这一首引起风波的诗。
《当哥哥有了外遇》用叙事的方式描述了生活中的一个事件：哥哥有了外遇，把家里搅得一团糟，人人受伤。电影《手机》之所以成为一颗重磅炸弹，在社会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就在于它的当下性和对社会的警钟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人阿毛的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就是诗坛的《手机》，毫不留情地把社会中这一曾被人指责而如今被宽容甚至成为时髦的社会疾病揭露出来。外遇带给旁观者的仅仅是一口津津有味的唾沫和茶余饭后的调料，而对当事者及其亲人来说，它就是灾难。这灾难让生活、世界、生存的空间全然颠覆。在这场事件里的“妹妹”不能再做抒情的诗人，而是一个怒发冲冠的斗士。“我在小说里写过很多/外遇的烦恼/但别人的外遇/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我早已不用笔去杀它/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吼着，去死吧，你”，多么精炼的语言，虽然有些粗糙，但它鲜活，有力量，就像一般锋利的刀子，剥开那些虚饰的、矫情的外壳，深入到俗世生活的真实层面，告诉我们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在家里他成为一个/被极力挽留的躯壳/在亲人中成为一个谎言/他不回头了”。这语言是相当有力的，许多小说中的场面在这两句诗的推动下复活。挽留者的努力，假颜欢笑，泪与痛；被挽留者的矛盾、挣扎；亲人的议论，不就是一场人生的悲剧或闹剧正在上演吗？生活中这样的剧目还太少吗？但落到自己身边时，那份伤痛和折磨却是这样厚密。如果说哥哥有了外遇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绯闻，那么丈夫有了外遇则会使妻子、妹妹体验到致命的疼痛感。
“我要让这首诗成为一串射向‘外遇’这个社会病的子弹。”（《呼啸的子弹—兼谈〈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的诞生》，见《诗刊》2004年3月下半月刊第31页）实际上阿毛从2001年重新开始写诗时，已希望把自己的诗歌锻造成一把锋利的刀子，不一定精致，不需要镶满宝石，但当它斩向那些鼓起的痈疮时，便会有脓血逬出来，或许治愈了一些伤，这一切自然基于一个诗人的责任感和道德良知。如果道德感也能成为被批评的靶子，那我只能哀叹这个世界已沦丧到以无道德为荣，以冷漠旁观，比谁心更硬而自得其乐了。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里，一切新生事物都有可能伴生毒草，一切社会病也在美丽的外表遮掩下潜伏暗长，精神的阵痛，人性的危机，我们的诗人所为？文学如何构筑自己独特的叙事视角？他们应是暗夜中的一点萤，用聪颖敏锐的眼去发现并刺痛那些伤，对复杂的社会进行深刻的体察，在麻木与习焉不察的生活里保持一份独有的清醒和敏锐。
其实,关于外遇这个题材, 阿毛97年也写过一首诗，录在此便于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诗人主动求变的轨迹。那是全然不同的。（《外遇》）“我的镜子照见了一切／那天晚上／你不断纠缠内心的火焰／眼神和火光不安地跳动／和我一起深陷吧／不能把你看见的告诉别人／过去玫瑰的笑容／在我手中滑过／我心疼你，也和镜子一样缄默／抬头品味遭遇一次灾难的意义／而一面最后的镜子，还是／变幻的世界／你仍然不能把握／在后来的场景中／我看到暗暗离去的两个人／是一片纸扎的道具／真人在雨中／阳光下你遇到的还是纸人／经不起手指轻轻一点”（见阿毛诗集《至上的星星》第126页，武汉出版社1999年6月版。）这首诗的抒情成分显然过于强烈，以至于掩盖了诗人所要表达的主题。读者会过多的留意于它精致的诗句，忧伤的意蕴，而忽略了诗中深重的内涵和要抨击的社会疾病。就像一把手术刀，给它镶金裹银缠上花环绸缎，反而让人忽略了它本身。
伊沙曾经说过：“我的实验是为阅读的实验，目的在于激活诗歌。”“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无法‘阅读’。我深知这离我最近的问题正是指向未来的路标。‘为试验而试验’的写作年代已经结束了，当‘试验’不再成为一种姿态而被人摆弄的时候，真正的‘实验’才有了可能。”（伊沙：《为阅读的实验》，见《诗歌月报》1996年第5期，第49页。）他实际上说出了很多选择口语写作的诗人的心里话。不再陶醉于爱情和玫瑰，也不再执著于抒情，而是透过它们看到事物的真相，思考人性和社会问题。作为写作者，从虚幻的浪漫中醒来是必要的，思考自己的写作立场和道德精神信念，对现存不合理处进行审视和追问，表达自己的忧伤和愤懑。
诗歌不仅仅是为知识分子、学者、诗人圈而写的，而应为大众而作，对大众有启迪和警醒，由此看来，口语化有什么不好呢？优秀的口语诗歌善于挖掘出民间文化里的智慧、思想与文化，句子简洁明快。朴素、简练中荡漾着一种撼人的魅力，看似简单明白，但质地优良，似天生丽质者的惊鸿一瞥，让诗歌所有的修饰失去信心。
四、那么，怎样才是有效的传统呢？
在朱子庆看来，真诗好诗优诗自然是合传统的，那么他所谓的传统指的是什么呢？“精炼、音乐性”？对传统的理解何其狭隘。据查汉语词典：传统，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伽达默尔也曾说“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的规定了传统。”（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引自《哲学译丛》，1986年第三期，第62页。）
在我的理解里，传统不是一个狭隘的名词，不是凝滞不变的一潭死水，更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圈压诗人的框框或尺子，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岂非又要回到文革时代，动辄得咎，一不小心，一把大尺子就比划过来——你的诗是不合传统的庸诗、非诗？传统是有时代特点的，有当下性，在不同时代诗人笔下焕发出不同的风采。朱子庆自己也说“前人的艺术库存，是在后人不断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学习中转化为血肉，积淀为传统。”那么，何以朱子庆的双眼一遇上《当哥哥有了外遇》这样有创造力，有实验之功的诗时，就会大为恼火呢？其批评之过于尖刻，让人怀疑其潜意识里某根神经被拨痛了。
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诗人的成功，诗人就是想用这直白、不留余地的语言对外遇之类的社会病发起攻击，诚然这种攻击是无力的，在整个社会里外遇成为时髦的艳遇，一夜情成为流行之时，诗人的一首小诗又能何为？至多戳痛了某些论者的眼睛。
再回头说说传统。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唐诗宋词这样经典诗歌，也留下了诗歌的精神和艺术传统。从《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栗，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到杜甫三吏三别、李煜家仇国恨的悲凉，元曲中《窦娥冤》，一直到明清小说，贯彻中国诗歌的便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对民生疾苦，对社会疾病，诗人们是敏锐且愤怒的，他们拿起手中的笔，虽抒的是一己之情，实则放眼苍生，关怀着社会。这便是诗歌传统，诗人便是这个社会的良心，应自觉承担起这个社会的很多责任，遗憾的是，我们很多诗人和诗评家往往对此不屑一顾。对文学作品的曲解也往往出于论者的小题大做。诗歌后有诗人的另一双眼睛，能不能透过字里行间与诗人目光相遇，决定了你能否把握这部作品。诗人选择了介入而非逃避，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欢欣鼓舞的事。如果针对这首诗有无资格上“最优”发言，那么我说，这样的诗比一百首无病呻吟、堆砌名词术语、外来货的诗要强得多。
阿毛的这首诗和她在2001年的转变，实际上代表了九十年代后众多诗人的选择：从抒情转向叙事，从纯诗到客观的诗，从主情到主知，从天真烂漫的青春期到多了几分中年气质，自己走过的坎坷的人生路和由此形成的领悟与理性都在诗里一点点展开。抒情对生活中的疾病是于事无补的，而叙事通俗明白的语言或者能给读者一些启迪。不是说读者读不懂诗人的诗了吗？当诗人力求让读者读得懂时，论者又呼庸诗非诗，难道一定要诗人在晦涩嵥屈聱牙上一条道走到黑吗？
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他的生活是平淡无奇，触手可及的，有着让人无法逃避的平庸，然而，面对这些“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他又必须站在诗人和哲人的高度来审视生活，经历了自己的精神困境之后寻找一个平衡点，表达出来。而活在今天的诗人，更要抵抗风卷云的商业化浪潮，朴朴素素地写“生活和世界，写成人的责任社会”，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因为理解，所以敬重。当我们带着梦想前行时，诗歌可以是她披荆斩棘的剑、照亮夜路的灯，漂泊人生路边一蓬灿烂的野菊花，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光明和喜悦。没办法躲避俗世中的尘埃与垃圾，社会时代发展过程中总会伴生这样那样的病痛，诗人若一味躲在内心的桃花源里或词语的象牙塔里，是没有出路的，他和小说、电视、电影、网络等等都肩负着同样的重担。当我们今天的论者和读者都在批评诗越来越远离读者，越来越晦涩难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褒奖这样优秀诗人所作的努力？他在自己走出来，把目光和笔钉进生活的骨头里，充当真实的发言人，说出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这或许正是诗歌努力的方向呢！
特别关注：
庸常思维与道德传统
□ 兰坡
阿毛的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是在《诗歌月刊》首发的，它引起的争议可以说是不大不小。我们姑且不论这首诗是否优秀（我以为很优秀），单说朱子庆和周良沛的文章，就足够我们回味的了。朱子庆说“滔滔41行近300字，那点意思两句话足以说清‘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这里面有个问题：如果真的像他所言，只有这么两行，这首诗还成立吗？如果只有这两行，我想大约明白点的人都会判断出和原诗的高下来，——那么才真的是毫无来由，莫名其妙。什么是“传统”？“音乐性”？“精炼”？按照这种思维，也许我们真该写写从头到尾押韵的诗歌了，除此之外，当是“庸诗、假诗”。当这些词语被庸常化，被当作泛泛的标准来运用，产生这样的看法也不足为怪了。
至于“道德”，当然是道德老人的看家法宝了，因为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只剩一个“道德”的空壳的时候，他所拥有的这件唯一的武器，自然会被广泛而频繁地使用。一方面承认“多元”的存在，一方面排斥同自己的风格相悖的诗歌，而且理由自然而然的是“民族的文化、道德传统”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人是先天老去的，而有些人是后天老去的。真的不知道，一个人是怎样凭着“民族的文化、道德传统”去写作的，真要如此，倒不如写写八股文章、当当“国学大师”的好。
我们不是不要“道德”，也不是不要“传统”，但是要看什么样的“道德”，什么样的“传统”，而且，不必拿着这样的帽子出门吓人。因为这个年代，概念已经吓不死人了。
接下来的文字转发2004年《武汉作家报》的《〈当哥哥有了外遇〉引发的争议——由一首诗演绎的“阿毛事件”》（见上文，此处略）——载2004年第7期《诗歌月刊》“特别关注《一首诗引发的争议》”
两个传统
——回答周良沛的若干诗学问题
白 夜
周良沛：要说“新诗有无传统”，这本是一个常识性的话题……但这话题的提出，是很可怕地反映了新诗运动在这一问题上无情地倒退，不由人有种难于摆脱的、深度的悲哀。
白夜：很高兴看到您的《薪与火——新诗与传统》这篇与新诗共忧患的文章，并且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您对里尔克先生（R•M•Rijke1875-1926）、冯至先生、郑敏女士及“九叶”诗派等诗学观念的肯定。我也十分认同您的诗学观点，认为新诗必然是需要扎根于传统，是生活和艺术的“经验”积累，任何标榜“前卫”的艺术，事实上也不可能没有实际的父母。爱因斯坦也曾坦诚地宣布他的发现不过是站在无数巨人的肩上。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您意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却似乎忽视了传统定义的问题——我将它称作两个传统——思想境界传统和诗歌艺术传统。从文章来看，您认为这两个传统都应该继承，我也赞成您的看法，里尔克关于诗的名言不仅是“诗是经验”，他更提出过“很少有人认识到抒情是抒发有意义的情感”这样的诗歌观念。当您认为新诗运动无情地倒退时，您是指它在继承哪个传统方面的倒退呢？从文章来看，您好像认为新诗在这两个传统方面都倒退了。那么您认为《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歌作为您的例证合适么？更不用说一首诗歌是否能够涵盖新诗运动都倒退了呢？
周良沛：“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那么两句话所掺水为十一行近三百字的《当哥哥有了外遇》，它有哪一点像诗，跟诗有什么关系呢？
白夜：首先这首诗歌没有这两句话，阿毛的《当哥哥有了外遇》原文是这样的：“绝不是绯闻／但的确是灾难／当哥哥有了外遇 谁都不会想到／他会在亲戚朋友中扔进一颗炸弹／以前他老老实实／爱妻怜子／在亲戚朋友中有口皆碑 谁会想到他／会为了一个比他小了十五岁的女孩子／丢了工作／妻子和十七岁的儿子 在家里他成为一个／被极力挽留的躯壳／在亲人中他成为一个谎言／他不回头了 他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没有亲情／没有手足／没有道德和秩序／他完了／他让爱这把火烧过了头／烧到他自己的身上／他妻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上／母亲的身上／和兄弟姐妹的身上 嫂子的头疼又犯了／侄子的自闭症更厉害了／母亲的血压升高了／亲人的脾气给惹恼了 我在小说里写过很多／外遇的烦恼／但别人的外遇／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我早已不用笔去杀它／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吼着，去死吧，你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到成为一个灾难／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原载《诗歌月刊》）。
为了杜绝以讹传讹，杜绝任何任性地评论，我认为有必要把这首诗歌原文刊登一遍。它是不是三百字我没有数过，但显然不是十一行，更显然没有您所引用的那两句。在这首诗中，我并不觉得它“前卫”，或者“否定一切”，像您在文章中批驳的那样。相反，我觉得它入选《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很可能是因为它捍卫了传统文化。因此您的例证和您的论点正好构成了有趣的对话。
但在另一个传统，即诗歌艺术传统的继承上，它的确印证了您的不满。无论如何，我觉得这首诗完全可以横着当散文读，它没有经过一系列的象征隐喻的美学转换，也没有将一种情绪赋予它艺术的魅力，更不用谈您所提倡的“从具体中看到抽象的事物赤裸裸之原始本貌的功力”。从这点上讲，您对它入选《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所抱有的质疑是完全有道理的。
周良沛：既是“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警惕壮烈”，民族的文化、道德传统全然拒绝，新诗传统还能在他等的话下么？若在他们的话语霸权下容它存在，实际上就等同于他等的自我否定，推倒了他们那套存在的理论基础，那可能么。他们可能就这么退出新诗的历史舞台么？
白夜：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复杂。首先，阿毛在结尾处写道，“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诗人是否是在“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警惕壮烈”呢？断章取义或者大而化之的评论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通篇来看阿毛的诗歌，不难发现，他这两行压在结尾的诗句所表达的含义与您所提炼的恰好相反。
其次，“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和“警惕壮烈”这些话语的出现是有它自身一些很复杂的历史原因的，比如诗歌曾经跟政治、社会有过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一个古典主义者的反应不必过于紧张。并且我相信，一定历史结果也会随着历史的继续发展而烟消云散。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这样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再次，这些话语是否构成了霸权还是一个疑问。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当代的诗坛确实处在一个多元的状态下，所谓的霸权是没有的。倘若有的话，您的反对霸权的文章怎么能够被同意发表呢？这也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周良沛：因为真正的主流，还是要看新诗的广大读者和作者。他们疏远、冷淡新诗的现实，本来就是对诗坛诸多不正之风的严重抗议。
白夜：这个问题也同样复杂。首先读者和作者的疏远是两回事，他们各自疏远的原因都很复杂。比如作者的疏远，诗人与诗人之间的情况是不同的，有些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就像伊沙所言“饿死诗人”，韩东有可能部分属于这类现象，因为他曾经宣布他走向小说创作是因为他不再依靠诗歌作为谋生的方式，但也不排除他本人在小说方面惊人的天赋。另外，诗人是否真的疏远诗坛，这一点还是存有疑问的。九十年代的韩东在致力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在为诗坛作出贡献，前不久由他主编的《年代诗丛》问世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还有些也许因为创作力的枯竭，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天才有时是短暂的。还有很多原因，比如商业的诱惑、时代观念的巨变等等。它至少不是仅仅因为一种可恶的诗坛霸权造成的。
对于读者的疏远，这个问题更为有趣一些：首先，全民读诗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好事，翟永明曾经幽默地回忆过八十年代，“人人都认为他是个诗人”，这对诗歌是否一定有所帮助？诗人希门内斯在一本书的赠言中曾写到这样一句话，“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我颇为钟爱这句名言。要知道，不止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能够热衷并领略美妙诗歌的人都是少数的，更何况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商业发达的机械复制时代呢？
其次，我并不认为全民读诗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应该感到悲哀。安静的诗坛也许更有利于诗人安静地追求诗艺的最高境界，回到诗人内心深处，而不是为了政治或者什么社会目的而创作大量所谓“广为诵读”的诗歌（也许这也是我的一种偏见）。另外，越是一个商业喧嚣的时代，就越能检验或者说淘汰出真正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周良沛：诗无定法，并非诗无章法，没有它自身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特征。然而，有人对诗的认定却以美其名曰的“多元”而又认定它是没有一定标准的。
白夜：我非常欣赏并赞同您对诗歌章法的见解，并且您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多元”特征。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做一点小小补充。“多元”是一个现象，因此我们有使用它作为一个时代诗坛现象的理由，但每一首诗歌本身究竟是一首小诗、还是优秀的诗，还是伟大的诗还是有一定标准的。“多元”不能成为让拙劣诗歌登上“最佳”舞台的借口。
但是，要知道每个时代能够符合我们心目中的“最佳”标准的诗歌都是很少的，如果我们都以最高标准来编选《中国年度最佳诗选》，这样的选本可能会非常单薄，甚至构不成一本诗集。所以事实是，编辑往往在为数不多的几首好诗之外，还会选择一些在某方面具有一定价值的诗作。我从未编选过这样的文本（只是读诗、写诗而已），但我猜想这也是每个时代文学编辑的难处所在。
周良沛：前两年看到一则有关某个“诗会”的报导，说到郑敏在会上批评某些“后新诗潮”者既不懂“现代”，又糟蹋传统所喷发的义愤，给我留下了特深的印象。今日乍听她说新诗“到现在没有自己的传统”真是弄“蒙”了。
白夜：您又被弄蒙了的原因还是在“传统”这个定义上。郑敏的两次发言我没有看到原稿，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认为郑敏前两年的发言指的是新诗应该继承的“传统”，也就是说在新诗出现之前就有的那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而今日之发言是谈“新诗的传统”，是指新诗出现以来自身还没有构成像中国古典文学那样清晰的作诗之道，新诗有义务在继承人类优秀诗歌传统的同时，开创自己的时代章法特征，并使它逐渐完善从而形成自身的传统。
最后，很高兴能跟您探讨新诗与传统的若干诗学问题。
2004诗歌：活跃•多元•争议
作者:罗四鸰 日期:2005.01.13 来源：《文学报》
从年初的首届艾青诗歌节到岁末的新年新诗会，从30多个城市、40多万人参加的“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到几十人甚至几个人的诗歌朗诵会，从鲁迅文学奖的揭晓到民刊的各种评奖活动，从一首诗的争议到几个流派的评价，从百年历史的回顾到近20年新诗的展示，2004年的诗坛可谓热闹非凡。
“‘多元共生、众声喧哗’，2004年的诗坛仍然持续近一两年的发展状态，诗歌创作和活动都比较活跃。”诗评家吴思敬在谈到2004年诗歌总体印象时说。他认为，2004年的诗坛，宏大叙事与个人化写作共存、人性美的展示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共存、消解深度与追求深度并存，这三个并存使得诗歌的面貌多姿多彩，各种争议也由此而生。
各种争议此起彼伏
2004年的诗坛依然充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争议，此起彼伏，从年头一直到年尾，几乎有诗人的地方，就有争议。
最早引起广泛注意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争议是由湖北诗人阿毛的《当哥哥有了外遇》一诗引起来的。该诗首发于《诗歌月刊》，后又被选入四本诗歌选本，引起诗界的注意，并引发“新诗有无传统”的争议。《诗刊》为此专门组织文章进行讨论，诗评家们对其的评价赞毁参半：批评者认为，这是一首注水量极大的庸诗，并由此感慨新诗至今还未能形成自己的传统；赞誉者却认为，这首诗是近几年来少有的口语诗佳作，并认为汉语新诗的传统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
在由《天涯》杂志发起的首届当代汉语诗歌研讨会上，诗人、诗评家们对第三代诗歌运动、特别是“莽汉”和“撒娇”两个诗歌流派的地位的重新评价颇引人注目。在会上，有诗评家提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界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第三代人诗歌运动，而最能代表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精神的是以李亚伟为代表的“莽汉”主义和以默默为代表的“撒娇派”，而不是“非非”与“他们”。诗评家李少君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质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而在这个意义上，莽汉最具有代表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莽汉代表人物李亚伟都可以称为源头性的诗人，直接启迪了“后口语”的伊沙和“下半身”的沈浩波等人。比起“莽汉”真正贯彻的边流浪边写诗的实践，动辄自称创造历史的“非非”不过是一个理论怪圈，而“他们”，大多是矫情的知识分子小资情调——可以说只是因为于坚才使得“他们”让人刮目相看。
经过“精神大解放”、“诗体大解放”后的新诗，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困境？新诗应该如何突破这些困境？在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有学者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理论，引起诗坛“新诗是继承还是革命”的大讨论。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人今何在？“先锋”是否已成为一种怀旧的遗产？在“上海先锋诗歌研讨会”上，诗人、诗评家们对于当年先锋诗歌和先锋诗人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对“先锋”做了各自的理解，引起诗坛的关注。
此外，“诗歌是否需要强调道德力量”、“是诗歌还是垃圾”等争议，都为2004年的诗歌增添了一份热闹，也反映出诗人、诗评家们可贵的探索精神和求真态度。
民刊活动不容忽视
诗评家们认为，与小说相比，诗歌的创作显得更为纯粹。在今天这个经济时代，诗歌的边缘处境没有改变，诗人的困境仍然存在，但有不少诗人仍然以平和的心态，坚持自己的阵地，坚持自己的创作。
在最近揭晓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有4位甘肃诗人的作品进入终评，在最后获奖的5位诗人中，就有2位是甘肃诗人，这可以说是对甘肃多年来诗歌成绩的一个肯定。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日益活跃的民刊。《星星》副主编梁平指出，2004年，一些民刊如北京的《新诗界》、湖南的《明天》、广东的《诗歌与人》等非常活跃，开设的一些奖项很有档次。如以《新诗界》名字命名的“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其首届“北斗星奖”分别由中国诗人牛汉、加籍华裔诗人洛夫、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获得，“启明星奖”分别由西川、王小妮、于坚获得，成为中国内地设立的第一个国际性诗歌奖项，其权威和影响是一些诗刊所不能比的。《明天》发起的首届“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奖”，以其严肃性、纯民间性、公众参与性以及别出心裁的奖品——200亩私人牧场，同样获得诗坛的一致认可。
最激烈的事件：“甲申风暴”诗歌大展
2004年，影响最激烈的事件可以说是由《南方都市报》和《星星》诗刊联合发起，历时半年之久的“甲申风暴”诗歌大展，这是继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诗歌“流派展示”之后，对中国诗歌力量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呈现”，也是对20多年来新诗的一次大检阅。它从个人、流派、网络、民刊等多个角度，呈现了当代汉语诗歌被一些因素遮蔽的原生态，展示当代汉语诗歌园地里姹紫嫣红、万紫千红的丰富多样，使人们窥见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全貌，看到了新诗的发展成就。
除山东的江非、浙江的叶丽隽、山西的王太文、沈阳的川美等几位新人外，长期坚持写作的老一代诗人王小妮、梁小斌、成幼殊等，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诗刊》常务副主编叶延滨认为，对于这些诗人来说，写诗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和情趣。不过，2004年的诗坛也有遗憾，那就是没有出现值得奔走相告、获得众人认可的作品，也没有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诗人。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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