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特别是心态先老了，面对皓首苍颜、雪鬓霜鬟，也只有“与流水而说平生，向落花而谈心事”的份了。偶尔还有“江山还我，俄惊变幻于沧桑；花月成灵，不散悲欢之魂魄”的感叹了。
闲暇之时，看一些古书，从温习《史记》、《汉书》，到浏览《资治通鉴》，到品味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到咀嚼《清史稿》，来打发一些时光，来体会人世间的风云际会、沧桑变迁。
在苍凉的心境下，往往生出“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的伤感。人总会老去、死去；无论是史籍记载的指点江山的英雄豪杰，还是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
看史书，会触发许多的感喟：好多事情，特别是历史事件，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裁定，它不能只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是历史的标准，还是道德的标准，还是政治的标准？
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杀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杀了嫡亲的侄儿，哥哥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弟弟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连叱咤风云的父亲李渊看到这违背天理人伦行为，也徒唤奈何。看到儿子、孙子被杀，也屏声敛气，不发一言；或许只有内心滴血哭泣、肝肠寸断的份。
从人伦、道德的角度，李世民一定会站在道德的被告席上，受到道义的审判；但历史却不是简单的对错题，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考量。历史也从另外的角度理解、原谅了弑兄杀弟逼父的李世民，甚至颂扬李世民。有时果断与残忍，冷血与柔情，英雄与屠夫，是很难有明确的界线的，关键是你看问题的角度，从民族的、国家的角度，或许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由此，也想到许多的开国之君，他的使命是巩固政权，只要巩固了政权，做些出格的事情，都能获得谅解。
司马迁在悲愤中，为韩信深鸣不平，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命运和韩信一样，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但从巩固政权和社会发展来说，历史上总有令人叹惋的悲剧人物作为牺牲品，或许牺牲更有价值，韩信大概也不例外；起码获得的是同情，而不是谴责。
由此，还想到用艺术的浪漫手段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这里面最著名的人物，莫过于南唐后主李煜、被俘受折磨而死的宋徽宗。李煜哀婉凄恻的词，动人心魄，让人赞叹；亡国之君，被俘毒死，令人叹息。宋徽宗更是如此，绘画书法造诣颇深，但治国却让人不敢恭维，所以后世有“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之叹。艺术与政治有关联，但又有不同。艺术为政治服务，但艺术代替不了政治，它们是表与里的关系。何况艺术和政治有不同的思维模式：浪漫与现实，智慧与计谋，情感与理智，多情与无情，想象与手段，务虚与务实。这些都是不同的。
由此，还想到非帝王的李白，虽有济苍生、安黎元的雄心壮志，但真做官，恐怕要折耗其诗仙的名号的。
也似乎可以看到：书是人写的，总有作者自己的情感在里面。司马迁说：据实实录，使善恶自见。班固说，司马迁是“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实还有作者的喜恶在里面，司马迁对韩信，对项羽、李广等悲剧人物都寄予深深的同情。连司马迁自己也说，写文章是因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抒发内心的忧愤，才写出有分量、有内涵的文章。
当然，光有忧愤，也不易写出好文章，还要有写作的能力。
许多年，许多人，许多事，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被人遗忘了。但总有几个人，还会想起，还会翻翻那些书，想想书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唏嘘叹息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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