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亏是福

吃亏是福

李文旺

作者简介: 1965年10月12日出生在江西省信江河边。从小爱好文学,发表文学作品十万字。

有一天,某个农夫的一头牛,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救这条牛,但几个小时后牛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叫着.

经过好长时间的努力，这头牛还是没有救起来，最后,这位农夫不得不决定放弃,他想这头牛已经无可救药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掉.于是农夫便开始和一家人将井中的牛埋了,以免除它的痛苦.但是奇迹发生了: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牛的背部时,牛的反应令人称奇------它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面!就这样,牛将大家铲到它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到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地,这条牛便很得意地上升到了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欢快地跑开了.

---------------李东坡就是这样一条牛(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词曰:悠悠岁月,岁月悠悠,风风雨雨哪能无忧愁,也许人心难测,也许处处鸿沟,恶人自有恶人斗,好人平安,胜利上得更高楼.

第一章

1984年8月，在J省临鄱县石口公社渔池李村，李田顺家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李东坡考取了省城的学校，这是大好的喜事，二是发生在李东坡收到J省卫生学校录取通知书的三天后，李田顺那九十一岁的老母亲-----李吴氏无疾而终，虽然李田顺五兄弟为这事难过，然而村上更多的人安慰他们说这是好事，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老太太活了九十一岁了，还知道了她的九个孙子中有一个人考取了省城的学校，老太太会含笑九泉的。对于老人家的谢世，李田顺还是心中坦然的，因为他想起了当地的一句俗语：人生能活八十岁，纵然西去也无愧，人生能活九十岁，子孙光荣神采飞。

李东坡的家在临鄱县渔池李，一个真正的鱼米之乡。渔池李在鄱阳湖的东南面,离当年朱元璋和陈友琼大战鄱湖十八年的中心地点很近.所谓鱼米之乡,是说这地方的河湖港汊多，诸如荷、莲、藕、芡实、河蚌、田螺等等等等水产品几乎应有尽有。家鱼不仅产量多而且个体大，据说有人逮住过重约十一斤的甲鱼、一百二十斤的鲢鱼、一百四十斤的草鱼。临鄱县靠近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湖，处在鄱湖平原的腹地,从临鄱县运往全国各地的鱼类多达上三千多吨.

渔池李一百二十来户人家，整个村子像城里一样秩序井然地分成四个横排而居，每一排都像拉过直线一样，一律坐西朝东，每日天一亮只要打开大门，不用东张西望，脸朝前就能看见从东方升起的太阳。有人问农村怎么能住得这么直呢，这是因为村前有一条刀切似的河从南向北流去，这就是临鄱县有名的互惠江，宽约二百米。互惠江的两边,有三百来棵水彬树亭亭玉立在河的两边，那三百棵水彬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渔池李的人们在一片喜庆气氛中栽下的。除了深秋和冬季，互惠江往前，总是一片葱绿，那是一条荷塘和稻田相间、充满生机的屏障，这条五百米的屏障再往前就是珠湖劳改农场，这是一个省劳改农场，关押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犯人，虽然近在咫尺，不过渔池李的人们和这个劳改农场完全是两个世界，这除了因为隔河千里的原因之外，渔池李的人们实在是世外桃源人，从来不在外边惹是非。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如今已有六百人的村子，从来没有一个人进过拘留所，更别说是判刑的人，倒是有两任拘留所的所长出自这个小小的村子。从珠湖农场总部折向东南方向，再往前七公里,就是临鄱县的县城玉亭镇.渔池李的稻田不在河对岸,那是劳改农场周围村庄的稻田,渔池李的稻田全在村后那片小冲积平原上.

渔池李确实是个好地方,在集体化农业社会里,当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在为吃饭问题苦苦挣扎之时,当广东的东莞一个劳动日值为一毛八分钱时,渔池李的社员一个劳动日值为三元六,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一是周边的农业收入起点高,在渔池李的周围,一个劳动日两元的村庄比比皆是,最低的也是一个劳动日一元五.二是渔池李的人均可耕地既多又肥沃,人平水田二亩六分.三是渔池李有中国最勤劳的农民。在双抢时节，渔池李的社员有时候要在炎热的气候下劳作十几个小时。

三元六毛对一毛八,那就是二十倍啊.也就是说,渔池李的每一个社员的月工资比县委书记还要高.在李东坡记事起一直到他十二岁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他看见过无数从安徽和江苏来的要饭郎,他见过无数从浙江和福建来的打零工的人。那时候在整个华东地区流传一句话叫做：“在家日子不好过，打起包裹去临鄱。鱼米乡里好吃住，要比神仙还红火。”

所以,当生产责任制的号角吹到渔池李时.人们由于安于现状而对于新政策无动于衷的样子,让临鄱县的县委书记都很不理解,如果说,小岗村是全国生产责任制的榜样,那么,渔池李就成了迟迟不肯落实上级政策而屡受上级批评的村落.这是多大的反差啊.仅仅在一年前,渔池李因为集体生产搞得好受到了饶州行署的大力表彰,地委书记还专门将各县的书记和县长请到渔池李开农业生产现场会，时过境迁，渔池李的人们在新政策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但是改革开放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渔池李的人们尽管对旧的生活念念不忘，但是坚冰一经打开，任何守旧思想都是要瓦解的。也许是底子好，尽管经过了大的变革，渔池李的经济依然红红火火，1982年，只有一百户农户的渔池李，在没有上级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建起了小型自来水厂，各家各户享受着八十年代初期的无限荣耀。翻开中国的历史,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像渔池李那样的辉煌应该是凤毛麟角的.所以在七十年代中期,渔池李就有人说:现在不能再说农业学大寨了,应该是农业学李家,大寨也应该学李家.那时文化大革命也快要结束了,说一点心里话也没有谁会去抓着辫子不放的,毕竟人总是要说实话的.

1984年,李东坡考取了J省卫生学校,这不仅是李东坡一个人的光荣，也是有着一百户人家的渔池李的光荣，在这之前，虽然也有三个人考取了专科学校，论文凭比李东坡更硬，可这三人全是在饶州地区所在的市读书,在这个小村,是李东坡打开了到省城读书的先例.

这一年,李东坡的父亲李田顺已经快六十岁,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文化又很少,有个考取学校的儿子,确实给他很大的荣耀.并且李东坡是渔池李的第一个在省城读书的人.尽管从此以后每一年都有一个人考取省城的大中专学校，不多不少，每年一个，一直到1991年为止。让全公社甚至半个县的人都吃惊的是，这后面的七个中榜的人，竟无一例外的是李东坡同祖父的堂弟。渔池李的人们干脆把李东坡这个大家族称为高考专业户,也有人说, 李东坡的奶奶李吴氏一生善良,李吴氏生的五个儿子和她五个儿子传下来的后代,在渔池李是人丁最旺的一支,可这个大家族不但没有欺负过别人,有时还让别人欺负,这样的人家不兴旺发达,那就是没有天理了.李东坡的一个远房叔叔、已经退下来的大队会计还给李东坡家族编了一个顺口溜：高考专业户，人人都羡慕，做人要厚道，才有真幸福。

后来,李东坡为这事写了一首诗,诗云:九个堂兄弟,七人上金榜,生在文革时,长在鱼米乡,个性各不同,忠厚自传扬,若问何能尔,祖宗真善良.

“高考高考，慰问父老。”这是渔池李的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说高考成功的人，一定不要忘记父老乡亲，亲不亲，家乡人吗。考取了的人是一定要请客的，不然怎么也说不过去。不过，以前考取大中专院校人家请客，村里总要以集体的名义回赠一些礼品。第一个大学生得到村里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可别小看了这名牌自行车，那是一个有钱都买不到东西的时代。永久牌自行车，那是当时的紧俏商品，是以全村的名义说情才买来的。第二个大学生得到村里一块名牌手表，第三个大学生只是得到村里的一块普通手表。事不过三，再说随着生产责任制的逐步深化，集体观念在慢慢淡化，到李东坡考取学校时，考取的人就只剩下了请客的义务。

请客也分两种，别的这喜事那喜事请客，被请的人多少总要随点礼或者表示表示，只有这高考时的请客，全是请来喝酒吃菜的。所以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家有状元郎，备酒请客忙，水里捞美味，天上摘月亮。”这里说的状元郎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是一定要高考的人考取名牌大学才算状元郎，这其实是人们对高考成功的一切大中专学生的一番赞誉和美好祝愿。至于为了备酒宴而去天上摘月亮，也完全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只是说子女能高考成功，家长自然十分高兴，如果可能的话，就是上天摘月亮来犒劳乡亲们也是心甘情愿的。

吃这种喜酒，几乎是全村有份，每家一个代表，那怕是以前红过脸的，这时也都会捐弃前嫌，至于沾亲带故的，那就更不用说了，有的是一家人全来，至少来一半。这当中自然包括老师，并且老师一定要安排在最好的宴席上，不然的话就有欺师之嫌。天地君亲师,这是中国老百姓常常挂在嘴上的座次，渔池李地处比较偏僻，民风纯朴，对这个座次更是顶礼膜拜。天地找不上,君子在朝堂,那时候中国的最大的君应当是邓小平邓大人。请邓大人，人家也没空来呀,这叫三下五除二,老师不亲谁亲呢?

李东坡是渔池李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人，李田顺自然格外慷慨，一口气安排了二十五桌，这二十五桌他一家能安排得下吗?这用不着担心,什么叫全地区第一村,什么叫渔米之乡,什么叫新社会新农村,渔池李的底子本来就很好,再加上这几年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年年农业大丰收,李东坡家原来就很宽敞的家庭庭院得到进一步拓宽，别说二十五桌，就是再加五桌也没有问题。要不是这几年李田顺的为二女儿治腿折腾得够呛,他一定会请乡亲们看三场电影,现在只能安排下今天一场电影.

谢师谢师,大喝大吃.于是九碟十八碗,于是大鱼大肉,于是三个乡村级专职厨师纷纷登台亮相，那叫一个气派。

在谢师宴上，最让人们感到耳目一新的是挂在厅堂正上方的巨幅邓小平画像。其实，这画像不是买的，八十年代早期在农村也买不到邓小平的画像，这是李田顺请一位美术老师画的，说是美术老师，其实就是李田顺的堂侄，李东坡的堂哥。要说老师就是老师，和没有文化的人相比，那可大不一样，邓小平的画像简直和电视上见过的真人一模一样。在这幅画像的旁边还有两行娟秀的题诗：三落三起邓大人，能屈能伸是真神，拨乱反正复高考，再造华夏无限春。李东坡很喜欢这首诗，虽然他也曾经尝试着写诗，可从来没有一首像样的作品出手，看着这首题诗，他现出一种很羡慕的表情。

这时，李田顺端着满满一杯酒把李东坡喊到身边，说：“过来，让我们向邓大人敬一杯酒吧。”李东坡心想：我也知道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同志的功劳，可是从恢复高考到现在都这么多年了，再说你请人画了幅邓大人的像也就心到意到了，再去给画像敬酒这不是新的个人崇拜吗？让别人看见说不定还要笑话的。于是，李东坡很不情愿地做这事，李田顺说：“儿啊，你是不知道啊，这个人他解放了我们两代人啊.”

李东坡皱了皱眉说:“爹,你的话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说他解放了我们两代人呢？”

李田顺说：“我们两代人啊，那就是两重天啊。你十九岁考取公办的学校，我十九岁呢，我们这儿正遭难呢,日本鬼子快要完蛋了,可是他们完蛋了也不是心甘情愿的,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他们还要垂死挣扎呢,叫什么兽什么斗的呢?”李东坡知道他父亲想说什么，赶紧接上去说:“噢，困兽犹斗，爹，你能说出这两字儿，说明你还是很会表达的嘛！”李田顺让儿子的这句表扬弄得怪不好意思的，说：“我这一辈子都没读过书啊，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就认识个男厕所女厕所，出门就是个睁眼瞎。噢，我刚说到哪儿了？对了，日本鬼子在我们这儿烧杀抢掠，不过一两年以后鬼子就投降了，可是没有八路军新四军能叫日本鬼子滚蛋吗？听说邓小平是八路军的头头呢。你说他是不是解放了你爹呢？恢复高考，是不是把你又解放了呢？”李东坡很少听父亲说过这么多话，今天，他一定是十分高兴，连前两天李东坡因为粗心丢掉录取通知书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

李东坡一听父亲的话好像有些用词不当，说：“爹，我知道，不过，好像不好用解放来说这事吧。”

李田顺说：“怎么不能？ 这恢复高考才几年啊，我们可不能知恩不报啊，你没有偿过那几年你哥哥年年看着别人上工农兵大学，自己却连个名也不能报的滋味啊。说起来，我们家还是两代的贫农，我还当过好几年的贫下中农代表，可是，你哥哥和人家大队干部、公社干部的子女比，就好象矮人家三分似的。现在好了，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这个社会要是还不能兴旺发达，老天都是不会同意的。”架不住父亲的劝说，李东坡跟着父亲来到邓小平像下敬了一杯酒。

李东坡心想:其实村里还有一个人最值得宴请,怎么没有见他来呢,一定是家里忘了通知他,哪怕是只请一桌客,这个人也是不能不请的,他就是村里的会计------远房伯伯李田高.

李东坡问父亲为什么没有看见田高伯伯.李田顺说:“你怎么连这事都没有听说啊,他来不了,他受伤正住着院呢.”

李东坡问:“怎么受的伤?”

李田顺说:“嘿,你田高伯刚从湖里打鱼回来,正遇上两条牛打架,打着打着,一条牛抵不住了,就疯跑.这时隔壁村里一个十岁的小男孩送点心到田头,这两头打架的牛眼看就要踩着这小孩,你田高伯伯就去救那小孩,结果小孩没有一点事,他自己却受伤了.”

李东坡焦急地问:“那他伤得重不重呢?”

李田顺说:“重倒不算重,不过伤筋动骨一百天,就算现在条件好了,没有二三十天也难出院啊.”

李东坡不禁想起田高伯伯对他的好:田高伯伯当了二十年的会计,在村里算是一个文化人,对村里那些会读书的后生格外关心,李东坡从小读书就不错,因此田高伯伯常常在田间劳动时,一边干着农活,一边出一些语文和数学题给他做.在他心里,田高伯伯就是不拿工资的老师.李东坡读小学四年级时,田高伯伯往往出一些鸡兔同笼问题,若干只鸡兔在一个笼子里,共有几个头,共有几只脚,然后让这个四年级的娃崽算出有几只鸡几只兔,开始时有一些难,很快地,这些题便再也难不住他了.只是他常常出一些难对的对联,让李东坡想去找下联.有一次,田高伯伯出了个上联:此木为柴山山出.李东坡已经想了好一会儿,才想出一个下联,他觉得已经够有水平了,就脱口而出:下联是-----水也成池个个竹.田高伯伯说:“不算太好,三点代表水,水也成池是可以的,但是个个竹就讲不通,再加上整句没有联系,你不如对‘因火生烟夕夕多’,你看怎样？”就是这些考题,大大地提高了李东坡学习的兴趣.现在田高伯伯来不了,他十分难过。

谢师宴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吃到下午五点，期间猜拳行令，推杯换盏，好不热闹。吃完之后，在十几里开外的老师们都骑着自行车各自回家，家地附近的老师和本村的人继续喝酒，一直喝到九点九。什么是九点九呢，也就是晚上九点零九分。渔池李的人们其他的数字都不太喜欢，但是非常喜欢九这个数字，他们认为九是万物的极数，九就是最吉利的数字。

其实,还在七点钟，李田顺就在张罗着为乡亲们放电影，虽然他也喜欢看古装戏拍的电影，可对放电影一窍不通。这不碍事，只要东家出得起钱，放电影的师傅自然会上门来的。乡亲们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电影，好不快活，都说是沾了李东坡的光。这几十年来，李田顺家还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去年李东坡的奶奶李吴氏过九十岁生日，着实热闹过一回，但和现在比还是稍为逊色一些。

第二天，是李东坡上学的一天，全村来为他送行的亲戚不下六七十人，一挂展开来足有十几米长的鞭炮响起来了，有人拿来了锣鼓，说是来添点威风，李东坡坚决反对这样做，困为他觉得这太夸张了一点，自己只是考取了一所中专，以前别人考取了大专的人也没有这么做过啊。接下来是这个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和一个个大人们握手告别，互道珍重。这浓浓的乡情让李东坡很受感动。李东坡的堂兄李东兴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老弟，千言万语一句话，渔池李的人民时刻在祝福你，一路平安。”李东坡道了谢，就踏上了去省城求学的路。

李东坡说不用父亲送他去省城，他知道怎么办，可他父亲一定要去，他也没辙。走出家门几十步,李东坡的感情十分复杂,他既想早一点见见外边的世界,又对家乡有无限的依恋.望望远处的田野和眼前的家,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那片在劳动累了时坐过的田埂,再见了,那一天翻耕过十五亩田的手扶拖拉机,再见了,那些叮过或没有叮过自己的蚂蟥们.

李东坡和他父亲走到有客车可以坐的地方,还要走三公里,可是刚走了一里路,就碰见在县公安局开小车的堂兄李东义。李东义停下了车子,问李东坡要去哪里,李东坡说去省城读书.李东义一拍脑门说:“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忘记了呢?哎呀,你们也真是的,咱们这是谁跟谁啊,说实话我们村好容易考取一个去省城读书的人,你们要是提前两天通知我,我就是怠慢我们局长,我也不会怠慢我的好兄弟啊.快上车,快上车.”说着他走下车来把李东坡的行李直接往小轿车里送,李东坡心里感到一阵热乎乎,多好的兄弟啊,多好的乡亲啊.不过老实巴交的李田顺还是怕耽误公安局的公事,不安地说:“大侄子,那太好了,不过你也有你的公事在身,你只要将我们送到前面那个客车招手站就行了,你还得忙你的事去呢!”

李东义说:“你说什么呢?伯伯,什么送到前面就行啊?今天我这个兄弟第一次出远门,这才十公里到县城,我一定要送到县城.”李田顺惴惴地说:“那你们领导不会责怪你吗?”

李东义说:“伯伯,你也太小看我们局里的领导了,不要说我在局里干了十几年,那怕是我才干了一两年,我们局领导都会支持我送一送乡亲的,人生在世,那个没有亲戚,再说我们这又不是干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上大学,人生只能有一次嘛,你只管放心好了.”

路上，健谈的李东义问李东坡：“据说你这次语文只考了69分，是不是统分这一环出了问题，凭我对你的了解，你的语文常常考110分,这次是怎么了,太阳还真从西边出来了吗?你查过分吗？”

李东坡说：“难得老兄这片情。不过我想还是算了吧，一来错分还是很少的情况，二来你知道我父母都没什么文化，我虽然读了些书，可是走到县城就不认识几个人了，谁会真心真意地为我办事啊。”

李东义叹了一口气说：“你这样离专科分数线也只差两分，如果语文不出意外，本科都是有可能考取的。唉，真可惜了老弟的文才啊。”

李东坡说：“人生难得几个知己，能有你这么个兄弟，我很高兴。”

四条腿到底比两条腿快得多,不一会他们就到了县城,李东义说:“大伯,虽然我每年要开着小车跑几十次我们渔池李,但也不可能每次都揩公家的油,这样吧,今后李东坡老弟要是每年搭上两三次顺道车,你们只管开口,好不好?”

李田顺和李东坡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你.”

李东义大手一挥说:“谢什么啊?顺道车嘛,又不浪费国家的资源,我这也算是支援国家的高等教育嘛!”贴心贴肺的话让李东坡父子俩十分兴奋.

坐上去省城的汽车,李东坡第一次体会远离家乡的滋味。在他看来，什么都是新鲜的，外边的天是新鲜的，远方的路是新鲜的，前方的山水是新鲜的，甚至长途汽车也是新鲜的。

其实从临鄱县城到省城直线距离只有五十公里,可是坐客车要走175公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临鄱县到省城之间河网密布,只有行走很慢的客船来往,客车不得不绕很大一个圈子才能到达.

离临鄱县城玉亭镇不远就是一条大河，五百里信江河从东向西来到临鄱县境内，和玉亭镇擦肩而过，再向西北方向流淌十公里就到了八百里烟波浩渺的鄱湖。信江河到了临鄱县境，人家就把它叫做互惠江，一如长江到了南京以下就叫扬子江一样。互惠江是临鄱人民的母亲河，李东坡对这条河有着深深的感情，是这条江养育着他长大，也是这条江培养了他非同一般的水性。不过，坐着汽车过互惠江只是他小时候梦寐以求的事，现在，十九岁的李东坡真的要坐在车上过这条不知横渡过多少次的母亲河了，心里的感觉特别不一样。他听人家说这条河上要修一条大桥，可一直说了三年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次李东坡又听说省里马上要从外省调一位临鄱人来当本省的省长，他想这座桥应该会很快修好吧，可是从这时起，一直到两年后那位临鄱人也没有调来，不过第三年那人真的调来了，不过不是省长，而是省委书记，这是后话。

“互惠江，水汪汪，轮渡等得人心慌，少年等得成新郎，中年等成白头郎。”这首民谣反应了临鄱人民早已不满足于轮渡过河的心理。可从来没有坐过轮渡的李东坡觉得坐坐轮渡也好，至少现在来说是这样，从出生到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看过这能装得下十部大客车的轮渡呢，更别说是坐着他过江呢。李东坡想起了电影里的轮渡,原来也就是在电影里看看,现在看见真的了,不过,他现在坐的轮渡比那轮渡还要大一些.

平均要三十分钟才能过一趟的轮渡，这一次只用了十八分钟，因为当李东坡坐的客车刚到渡口时，那艘轮渡正在河边等最后一部车上船呢，李东坡坐的客车几乎不到十秒钟就直接上了轮渡，车一上船，那庞然大物就掉转航向直向对岸驶去，李东坡的心情就像这秋天的天气，异常的舒爽。

到了省城，李东坡以为就到了他要去的学校，一下车，才知道J省卫生学校在离开省城十二公里的一个城镇上，这个镇主要是靠十几所省属的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撑起来的，名叫石岗镇,是省城的一个卫星城镇.

在这十几所中等专业学校中，有J省电影学校、J省交通学校、J省粮食学校等等等等。这确实让李东坡原来高涨的情绪打了些折扣，他想，原来以为在省城读书可以常常逛逛省城，甚至可以免费参观各种大型的美术和书法展览，现在看来自己过于乐观。

时令虽然到了九月份,可是这地方竟然还有蚊子,李田顺爱子心切,帮李东坡捉蚊子竟然成了他送儿子上学的一项主要内容.李田顺不等李东坡开口,就早早地到街上买了一顶纯白的蚊帐给李东坡挂好了,然后就是钻到蚊帐内一只只捉蚊子.一只胆大包天的蚊子竟然稳稳地落在李田顺的手臂上,李田顺也不去打,眼睁睁地看着蚊子吸自己的血.李田顺想:不等他吸牢了,要打还不见得打得着,打不着,这蚊子岂不是要吸儿子的血,所以,为了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李田顺什么都不在乎.

做完这事,李田顺觉得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尽管李东坡已经远远不是他心目中那个啥事不懂的小毛孩,可在大人心中,儿子总是长不大的.李田顺自己没有什么文化,说不出太多的东西,他所叮嘱的无非就是诸如“拳要打，字要写”，“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等道理，没人要听这些陈词滥调。再说这些话李东坡已经听了不下二百遍，他已经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李东坡以为现在他父亲会说一些深层次的或者至少是新鲜的话，可是没有，李田顺说的还是和十年前的话一模一样。

等一切安排妥当，李田顺对李东坡说：“在学校好好读书，以后有事就来信，有你四叔会看信呢。”父子二人又说了一些话，李东坡就送他父亲回去了。

Ｊ省卫生学校以昌北大街为界分成东西两部分,昌北大街的东面是学校的主体部分,占全校面积的大部分,那里有学校的教学大楼、实验大楼、实验用的畜禽养殖基地、体育运动基地等等，昌北大街的西面只是少部分教师的住所。

在省卫校，李东坡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天的班级点名，老师在讲台上一个个叫名字，学生在座位上答应一声，有点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舒慧嫦”，“付小牛”，“潘赟”，“何红耀”，“何贤芬”，“江玉荣”………………

陌生的第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认识了很多老乡，也知道了还有一些来自县城甚至省市城市的学生也照样在这儿就读。他想：自己不过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人家能习惯，我还不能习惯吗？第三天，李东坡被编在了公卫十三班，全称叫J省卫生学校公共卫生十三班。又过了几天，班干部选出来了，他考了442分，全班最高分，却连个组长都没选上。他想，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早日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就好。渐渐地，他知道在这儿读书其实并不比在省城差，因为这儿没有省城的吵闹，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要去省城玩也并不难，只要坐上五分钱的公交车就行，尽管这公交车很快又改为一角钱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喜欢逛闹市同学的热情。石岗镇是省城的卫星城镇，离石岗镇不远处有个地方叫西山，西山有一处很有名气的景点叫万寿宫，

西山万寿宫是个佛教基地,李东坡虽然不信神灵,但他很爱去庙宇、道观等一些有仙家气氛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从学校到万寿宫古建筑群,步行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吃过晚饭,李东坡最喜欢和同学们来这里散步.万寿宫是为纪念许真君而修建的一座宫殿.道教认为除了凡人居住的世界外,还有神仙的七十二福地,许真君修身的西山则是第四十福地.宫门正殿琉璃为瓦,重檐画栋。六株参天古柏苍老遒劲，其中三株有1700年的历史。走进殿内,真君塑像端坐中央,坐像头部为黄铜铸成,重500斤,十二真人分列两旁。

万寿宫内，有一颗铁铸的、吊着的大铁棒，重达二吨多，入夜时，如果撞击大铁棒，其声雄浑悠扬，可以传十里之外。每年正月二十七日许真君诞辰日和八月仙逝日，各地信民薰沐斋戒纷纷前来进香。成千上万的进香者比肩接踵，好不热闹。

在公卫十三班,第一个学期的一门主课就是解剖学,这是生理学、病理学以及临床诊断学的基础学科。开始几天是理论科，然后就是对照尸体标本学习，这让许多同学觉得不太适应，有的女同学第一次看见尸体标本，闻着那种福尔马林的气味，竟有呕吐的感觉，慢慢地就适应了。二十天以后,公卫十三班的每一个人拿着一个人头颅骨,一些胆大的同学就像是捧着一个玩具,没有了开始时的紧张感.

李东坡虽然对医学有些兴趣，但对于和尸体标本接触有些隔膜，他觉得这好像太残忍了，他还听说这些尸体大部分都是枪毙过的人，对这一行业的兴趣更是明显减弱。有一次，省卫生学校送来整整一卡车的尸体，公卫十三班除女生外，所有的男生全部参加劳动————抬尸体下车，并送到解剖实验室。对于刚刚接触解剖学的学生来说，这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劳动。

背完尸体，班主任郭老师把大家叫到教室，说是他要请同学们一次客。同学们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老师请学生怎么可能呢？没有想到，班长真的把一篮子熟鸡蛋放到大家面前，说：“同学们，别客气，这是郭老师拿粮票换来的鸡蛋，他说大家辛苦了，没有什么吃的，每人吃一个鸡蛋吧。”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敢吃，郭老师知道大家的意思，很快地离开了教室。班长带头吃起了鸡蛋，于是，你一个我一个，一篮子鸡蛋这才吃完了。

卫生学校的生活，说丰富却也单调，一天到晚就是和尸体、显微镜、试管等等打交道，这样的日子并不是李东坡很喜欢的。

让李东坡觉得新鲜的是每天的长跑锻炼,学校为了增强同学们的体质,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就让大家起来跑步.跑步以班为单位,不管男生女生,一视同仁,当然遇上个别女生特殊情况自当另说,李东坡原先是很不喜欢跑步的,可是跑着跑着,他来精神了,他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国庆节就要来了。国庆节来了，让李东坡大显身手的时候也就到了.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特别是庆祝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再次夺冠，J省卫生学校打破以往只在元旦和五四青年节才召开文艺晚会的惯例，另外在国庆节安排了一台大型文艺晚会。

J省卫生学校国庆节文艺晚会开得别开生面，有相声，有小品，有舞蹈，有杂技和魔术，有大合唱还有男女声二重唱，不过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难得一听而又魅力无穷的相声。

如果说曲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那么相声就是文艺百花园中最别致、最具大众化的一朵奇葩，它是老百姓喜闻乐见、最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早期，相声更是为人们特别是青年所喜欢。虽然在读高中时，李东坡也说过一次相声，可是那时只是背一背台词，做到不卡壳就差不多了，在表演上并没有多大的要求。现在，在新的环境，李东坡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演出更上一个台阶。

晚会一开始，是男女声二重唱，紧接着，那个长着双眼皮、一笑有一对小酒窝的报幕员走到台前，以一种颇具韵味的声音说：“大家对于相声可以说是很熟悉的了，相声既可以讽刺落后的事物，也可以歌颂先进事物，还可以让人增长知识，下面就让我们欣赏相声《对对联》，表演者公卫十三班李东坡、朱永琦。”

平时看起来并不十分优秀的李东坡一走上舞台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妙语联珠，口似翻簧.演出结束时，掌声四起。李东坡谢了幕就往后台走，想不到，等他洗完妆，准备走下台时，台下的观众竟然还在鼓掌，他只好和他的搭档再次走出来谢幕，这一次谢幕引起了更大的掌声。李东坡想，掌声再大，自己也不能在台上占用太长时间，于是，他示意了一下他的搭档朱永琦，两人又一齐离开舞台。这时，朱永琦不知道让什么绊了一下，把脚给崴了一下，这一下崴得可不轻，朱永琦头上竟然沁出了汗珠，这样耽搁了片刻，两人又在台上多呆了一会儿，可是这时候观众的掌声还是经久而热烈，如果人已经下台，也就没有必要再次谢幕，可是既然还在台上，听到观众那么热烈的掌声，不去谢幕又似乎过意不去，李东坡看了看朱永琦，似乎是征求他的意见。朱永琦虽然和李东坡同岁，但比他要大几个月，又是副班长，他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不要管我，你去，你快去啊。”于是李东坡第三次走近观众，深沉地向观众们鞠了一个躬，这才听见掌声渐渐平息了下去。

是啊，这是1984年啊，对于许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别说是现场观看相声表演，就是平时在收音机里听相声也不是很多的啊。

演出结束后,全校反响十分强烈,大家议论纷纷,一时间在J省卫生学校,出现了人人皆说李东坡的局面.

公卫十三班一个个寝室卧谈会开始了,以前卧谈会的主题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国庆大阅兵,自从1959年国庆大阅兵后,时隔二十五年之后的大阅兵,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第二个是同年夏天中国女排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再次获得冠军,这第三个主题就是王纲演播的广播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每天中午十二点准时播出,李东坡尤其喜欢听王纲的演播。可是，今天的主题变了，他们开始议论起这次的国庆文艺晚会来了。

“看了今天的演出吗,还真没想到,就他，他叫什么来着，叫李、李、李东……”

四五个声音接过来说:“叫李东坡。”

“对对对,就是这个李东坡,哎呀,长得还有点黑，都快赶上包公了，可一化妆，又那么英俊。你再看看人家演的那相声，嘿，还真不错”

“行了吧,你啊,什么叫不错啊,我敢说,就他那节目,那就是绝了,别说在咱们省卫校,就是拿到全省作为文艺节目调演,没准也能通过.”

“嘿,兄弟们,就你们那眼光,撑死了也就这个评价,要叫我说,李东坡这节目,要是拿到省上演出,没准还能获奖呢.你看人家那一举手一投足，人家还有现挂呢．”

“等等,等等,什么叫现挂啊,这个我还真不懂.”

“外行了吧,现挂啊就是说相声以前根据当时周围的情景临时加进去的一段台词。”

“原来这就叫现挂啊。”

“他那说学逗唱，太美了。哎呀,真没想到,就咱这个省卫校,还就出了这么个人物.”

又有个男低音忍不住了：“听我说，听我说，以前啊，在咱中国的相声界，我最羡慕的就是侯宝林，再后来我崇拜的是马季，马季之后我就喜欢姜昆，后来姜昆的节目又不新鲜了，又走出来个能演能写的牛群……”

“什么啊，难道只有牛群一个人会写相声吗?我来问你,侯、马、姜，哪个不会写？”

男低音又说：“我也没说他们不会写啊,不过我觉得还是牛群的相声写得最好,可他们毕竟是名人,要照这样子发展下去,我敢说,咱们学校的李东坡要不了几年能赶上他们”

在一旁听了很久的一个“少白头”慢条斯理地说:“也怪，咱这是卫生学校啊，又不是文艺学校，怎么就出了这么个小笑星呢。”

“这还不知道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有了李东坡啊，以后你就返老还童去吧。”

寝室里传出一阵中气十足的笑声，这可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啊。

“少白头”自我解嘲地说：“这就叫李东坡的相声真叫好，谁听谁都不变老。”

“对对，古有苏东坡，诗歌写得火，今有李东坡，相声逗人乐”，又是一场大笑。

男低音不解地问:“班长，你说这李东坡这么厉害，他怎么在班上连个组长都没当上呢？”

班长略一沉思，觉得还是把真相给大家说了吧，他为了增加幽默的气氛，故意把腔调拉长了说：“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李东坡，可真是不得了，他这次高考，完全是失误，他录取到我们班，是分数最高的，442分，你们没谁比他的分高吧。”

“ 我看是没有，原来我以为我的分数在班上是最高的，没想到他比我还多一分，那怎么还能说是失误呢？”少白头说。

班长又说：“ 你看了他演的相声，应该知道他的语文水平怎么样，平时的语文考试，120分的卷面分他从来没有低于110分，可这次高考,他的语文只考了69分，69分啊.同学们啊,120分的题,要考72分才及格,他这次的语文成绩,还没有及格呢.”

一个外号“公子”的同学,长得和电影演员陈佩斯一模一样,再说他本来就姓陈,每一次的卧谈会都少不了他，这次他听了班长的话忍不住说：“怎么,69分,还真没有及格,也不管他的水平如何吧,就在舞台上那几下也确实了得,要说别的不及格我也许相信,可要说他语文考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可能相信.”

班长说:“你看，他来卫校的分数是442，离专科分数线444分只差2分，要是语文考及格了是多少分？”

男低音附和说：“考及格了那语文就应试是72分啊，总分就是445分，够上专科线了。”

班长又说：“如果语文发挥得好，他本科都能考上啊。”

这时少白头说：“哎呀，可惜，可惜，一个本来可以读本科的人却来和我们凑热闹，真的是可惜了。”

“公子”见“少白头”长人家的志气、灭大家的威风，就很不高兴地说：“不过话说回来，这好像又不可能啊，要真是这样，还来和咱们凑合着读这么个卫生学校有什么意思，要是我，肯定会去等下一年再考。”

班长说：“公子，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你爸爸当着副县长呢，我们可都是农村来的，用你们城里人的话说,我们就是土豆,我们就是地瓜.”

“公子”说：“我的大班长，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分什么城里来的乡下来的，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从来没有把农村来的同学叫做土豆和地瓜的。”

班长说：“那就好，那说明你对农村来的学生没有一点歧视，不过，来自农村的学生，能够来省城读书就不错了。”

“公子”还是不服地说：“那也不能就这样算了，查分啊，打去年开始，国家明文规定，如果对高考分数有异议，可以查分，这总不至于农村学生不能查分吧。”

班长说：“这你又有所不知了，李东坡的爹妈，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出门三步就不认识什么人，你叫他们上哪儿查分去啊。”

“公子”觉得班长说得有理,就说:“也是。”

班长接着说：“李东坡成绩不错，可是他来咱们学校报到的时候竟然连录取通知书都没有。”

男低音急不可奈地说：“没有录取通知书，那他是凭什么报的到呢？”

班长说：“李东坡也不是没有录取通知书啊，据说是让他不小心弄丢了。”

少白头说：“我看他记的那些台词，多么熟练，他怎么竟然会把录取通知书都弄丢了呢？”

“公子”说：“这倒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啊，就这么一回事，有精明的地方自然就有粗心的地方，不然反而觉得不可思议了,也就是说处处都精明的人几乎是没有的.”

班长说：“咱班的班主任郭老师看他分数高，本来是打算让他当一个组长的，可又考虑到他有点马大哈，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郭老师已经在考虑将李东坡任命为组长的事了。

夜已经很深了，公卫十三班第一号寝室的卧谈会刚刚结束。

第二天是星期天，因为没有课，李东坡到七点半才起床，洗漱完毕，他走在街上打算吃早餐，突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他：“李东坡，我请你吃炒粉。”

李东坡一看原来是隔壁班的一个老乡，因为有一身好的武艺，人称“李连杰”，《少林寺》正风靡一时,演《少林寺》的李连杰,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能得一个这外号也不简单啊.李东坡说：“你为什么要请我吃早餐？”那老乡说:“你演的相声太好看了,别人说我的武功好,还不如你出名快啊,你看,你在台上站十几分钟,台下下两千观众,谁不认识你?”

李东坡笑笑说:“谢谢你啊,不过哪儿有你说的这么神啊?”

那老乡说:“可别谦虚了,现在都有人叫你做相声大师了.”

李东坡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过他知道,他的相声和电视上的比还有一些差距,但在学校还真没有人能和自己相比.

元旦节马上就要来了,学校又通知李东坡,将要举行元旦文艺晚会.叫他准备一台相声节目.

李东坡已经不再满足于说别人创作的相声,他要自己写出一部相声作品,结果他用了五天时间就写出了一个相声脚本.著名相声演员笑林说过 :“写一个相声段子，有时候比写十部连续剧还要难。”他能这么快就写出一个相声作品，也真难为了他呢。

在离元旦还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李东坡将相声脚本交给元旦晚会的导演.他和一个来自景德镇的同学合作，用元旦前的有限时间把相声排练得很精彩.

李东坡在学校最要好的同学是潘赟，这两个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他们都是经过复读才考取的人，都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都是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小伙子，连他们那略显黝黑的皮肤都很相似。

一个周末的上午，李东坡和潘赟决定去省总会去看画展,这次展出的是J省著名画家彭友善的专题画展-----虎的畅想.他们每个人带了一瓶矿泉水就走出校门.走到学校传达室门口，有一封寄给李东坡的信,那是李东坡的二姐家寄来的信.李东坡说：“太好了,看到家里的信,我就像是又回到了家一样.”

在去往省总工会的公交车上,李东坡和潘赟买了车票找了个位置坐下,没有等车开出一站地,李东坡就在车上把信看完了,潘赟看着李东坡那喜不自胜的表情就打趣地说：“你这还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

李东坡假装恼怒地拍了潘赟一下说：“看看你，还真是一个新时代的孔乙己，说的话还真老古老古的。”潘赟说：“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你才孔乙己呢。”信的大意是说：李东坡的二姐生了一个男孩，李东坡听了真的为他二姐高兴。他和二姐只差一岁多一点，从小学到高一年级，姐弟俩一直在一起读书（只是读完高一，他姐姐就没有继续读），所以姐弟二人的感情很好。仅仅在一年前，李东坡的二姐生过一个男孩，可由于没有来得及送往县医院接生，只好让农村的接生婆接生，竟然夭折了。现在，总算是时来运转，他的喜悦也让潘赟受感动。

潘赟问：“你真的家在农村啊？”

李东坡说：“这还有假吗？我家真在农村，而且是一个离县城都有十公里的地方，这就是正宗的农村啊。”

潘赟说：“你生长在农村，就算你的文学水平再高，你的相声怎么能说得那么好呢？我们班上那些出生在城里的同学也远远不及你啊！”

李东坡说：“你过奖了，不过，这说相声首先得普通话说好了。”

潘赟说：“说起你的普通话，那就更有些神了，你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没见你普通话说得有多标准啊，也是和我们一样说的是南方普通话，可是你一上台，普通话怎么就那么标准、那么圆润呢？真的，我很羡慕你啊。”

李东坡说：“你太拔高我了，我说得也没你夸的那么好吧？不知道你在电视上看见过李谷一没有？李谷一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普通话也是很不标准的南方普通话，可是，如果她登台唱歌，吐字非常清晰！”

潘赟说：“是吗？你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呢？”

李东坡说：“其实，平时她并不是不能说标准的普通话，只是作为一个南方人，如果平时说话也卷起舌头，把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周围的人会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没有那个必要，只要听得懂就够了嘛。说话的人自然不想让别人不习惯，否则那不是太不合群了吗？但是到舞台上就不一样，演员面对面的不是身边三五个朋友，而是成千上万的观众，你必须尽可能地让每一个观众能听清楚；从反面来说，如果你咬字不准，人家就会说你土气，说你不够一个演员的条件。”

潘赟说：“噢，我知道了，台上和台下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完全是根据接受对象的要求而定的，因为人们对台上和台下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就有两种不同的腔调。”

李东坡说：“你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也很羡慕你！”

潘赟说：“是吗，你羡慕我什么呢？”

李东坡说：“你的毛笔字写得那么好，我真的很羡慕，你能不能也教一教我写字啊？”

潘赟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啊！你如果真想学，我当然很乐意教你，不过，我的问题还没完呢。”

李东坡说：“请你继续吧！”

潘赟说：“你的普通话怎么能说得比城里人的还好呢？”

李东坡说:“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哥哥从部队买回来一台收音机，要六十多元钱呢。那时候，能有这么贵重的收音机的人家，在农村还是很少的。虽然我对我哥哥并不喜欢，因为他退伍后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但这部收音机客观上对我很有好处。”

潘赟说：“就是因为一部收音机就能说相声吗？”

李东坡说：“这当然不是。自从有了收音机，我渐渐地喜欢听相声。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听过十二年的相声了。候宝林、刘宝瑞、马三立、马季、姜昆、李文华的相声我都很熟悉，有的我还能背下来。小的时候，我家的隔壁住着一个从城里下放来的右派分子，他有两本相声书，他见我小小年纪就想看那两本书，就主动借给我看，这两本书对我的帮助也不小呢。”

潘云说：“就凭着书和收音机，你就能把相声说得那么溜，还真是有一些天赋。”

李东坡说:“也不光是听收音机,我也常常找机会看演出.有一次市里的剧团下到我们村里演出,其实唱歌我倒不怎么喜欢，关键是听说有两个相声段子，人山人海,我挤不进去，我就爬到树上看,不小心从三米多高的树上掉下来,当时痛得我十分钟说不出话来，急得我母亲紧紧地抱着我一个劲地叫心肝宝贝。我心想，这下完了，全完了，还想说相声呢，现在连话都说不了了。”

潘赟说：“哎呀，你还真是爱相声如命啊，看来，为了相声，你还真吃了不少的苦呢。”

李东坡说：“这不算什么，我听收音机里说，侯宝林大师小的时候为了学说相声，那才叫辛苦呢。”

潘赟说：“怎么个辛苦法？”

李东坡说：“这相声啊，它现在是人见人爱，可是早在民国时期，它可没有什么地位啊，总和穷字沾个边，侯宝林十一二岁的时候，想跟人学说相声，可是他又没有钱拜师学艺，于是，他常常悄悄来到相声场子旁边的馄饨摊上，买一碗馄饨，远远地看着人家说相声，他想多呆一些时间，于是他手中的那碗馄饨能吃上一个小时，因为如果吃完了馄饨，他就再也没有理由呆在那个馄饨摊，到了深秋以后，他那碗馄饨常常被冻成了冰，可是为了偷艺，他不得不一口口地把那冻硬了的馄饨慢慢咬化了再吃下去，你说那样的日子苦不苦啊？”

潘赟说：“怎么着他也算是有面对面的老师，可是你主要还是跟着收音机学习，你还真有一些天赋呢。”

李东坡说：“你不知道，当我们说相声的两个人往台上一站，能够给台下那么多人带来欢乐，那是多么大的快乐啊。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天赋，反正我肯定是受了上一代人的遗传吧。”

潘赟一听，觉得有些好笑，心想：就你那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父母，他们能传给你什么呢？于是，他故意调侃地说：“莫非你父亲也会说相声？”

李东坡笑笑说：“怎么可能呢？不过，别看我父亲没有什么文化，但他还是很有些艺术细胞的，我父亲还有个外号呢？”

潘赟说：“是吗？什么外号？”

李东坡说：“人人都称我父亲为‘鼓神’。他是１９２４年生人，刚解放时，他才二十五岁，从那时起，一直到１９６６年，每到端午节举行龙舟赛时，就是他最风光的日子。他为我们渔池李的龙舟队打了十六年的鼓。我们村的龙舟只要不是他打鼓就没有胜过，而只要是他在打鼓助威，就没有败过。”

潘赟说：“这还真有点神了啊。”

李东坡说：“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有一句口号我现在都还记得，叫做：文化大革命，必须破四旧。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雅俗共赏的龙舟赛作为四旧被禁止了，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他悲伤的十年，尽管我们村的经济长期以来是周围最好的，可是我很少见我父亲高兴过。”

潘赟说：“这就叫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李东坡说：“英雄是谈不上的，不过我父亲还真的爱好这一门。另外，他还是远近有名的戏迷，为了看戏，他能一口气赶上三四十里路。他看过多少场戏，他自己也数不过来，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龙舟没有了，戏也看不上了，正如我大姐说的一样：‘文化大革命，要了爹的命’。他就只好一吃完饭就拿双筷子敲饭桌。我妈听他敲桌子，就觉得很不好看，几次抢了他的筷子，他最后也不拿筷子敲了，用双手的食指敲桌子，这声音毕竟要沉闷一些，我妈只好由着他去了。”

潘赟说：“你父亲真逗。”

说着话,省总工会就到了,J省卫生学校和省总工会分别在省城的两个极端,所以,他们足足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

一下车,远远地看见省总工会门口写着的“著名画家彭友善画展”几个大字。这两个人，只有李东坡爱好画画,但他们都很喜欢欣赏绘画，特别是李东坡，他觉得看美术展览，是一种十分愉悦的享受。

在展览的大厅，有一幅很考究的画展说明，上面写着对画展作者的介绍：

彭友善 (1911.7—)，字至斋，号超真，别号虎癖居士。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J省临鄱县人，少年时曾师从刘海粟、潘天寿等。1931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从徐悲鸿先生习西洋画。抗战胜利后又拜齐白石老人为师，习大笔写意画，为20世纪国画的创新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擅人物、走兽、兰竹、花鸟、山水皆精，尤擅人物及虎。由于彭友善是李东坡的同乡人，所以很小的时候李东坡就听说过彭友善这个名字，人称“临鄱二彭”，现在看到了他的画展，觉得很亲切。

在省总工会,有一位年若五十开外的长者带着两个年轻人也在欣赏艺术展。李东坡被他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深深地吸引着，就不揣冒昧地和他攀谈了起来。想不到，这位颇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是省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姓霍，叫霍玉龙。李东坡尊敬地称他为霍先生。

啊！对于李东坡来说，这真叫做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虽然李东坡的相声得到过许多人夸赞，可是，艺无止境，他并没有满足于在J省卫生学校这个舞台，他期望得到专家的指点，因为他想到更大的舞台去实现他的人生梦想。多少次，他梦想得到大师的教诲，哪怕就是省城的相声老前辈的教育。可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和文艺毫不相干的学校的学生，不要说是不知道相声专业演员姓什名谁，家住哪里，就算是知道了人家，人家会诚心教你吗？说不定和你说几句话都不太愿意呢！

可今天也不知道是那辈子修来的福，这霍老师不但相貌堂堂，看样子对他这个年轻人还很亲切。李东坡几乎激动得要掉眼泪了。

经过初步对话，李东坡也认识了那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个是霍玉龙老师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学生。霍先生得知李东坡也爱好相声，感到十分惊喜。在他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尽管许多人对很喜欢听听相声，但是，真正热爱这门艺术并懂得它的人还是很少的。

谈着谈着，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由于快到吃中饭的时候，霍玉龙老师挺客气地说自己要回去了。这两位年龄相差较大的人竟然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为了让李东坡能够和他取得联系，霍玉龙老师拿出一张纸来，将他的家庭住址和单位地址一一写了上去，充满期待地对李东坡说：“以后可别忘了到我家里来玩啊。”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东坡觉得和霍玉龙老师的聊天，受益很大。李东坡真没有想到这位萍水相逢的专业演员竟然对他也高看一眼，他心里暗暗想：有空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拜访一下他。

一个星期后，又是星期天，李东坡果真找到了霍老师的家里。不过，这次，他是单独去的，再也没有叫上潘赟和他一起去。上次和霍老师的相会，虽然潘赟也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可是，毕竟他更专长于写文章和书法，那场面总让潘赟有些尴尬。李东坡不想为难人家，就独自去。

这一次，霍玉龙老师和李东坡谈的有关相声的知识就更多了。霍玉龙说：“我的师傅就是侯宝林大师，不过，侯老师下乡或者是不在单位的时候，我也会上刘宝瑞大师那儿学艺，人家都叫我是偷艺的河北人。”经过上次的交谈，霍玉龙和李东坡似乎已经十分熟悉了，几乎无话不谈。

李东坡暗暗称赞霍玉龙先生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上次谈了那么久竟然没有说到他有那么两位大师做师傅。霍玉龙说：“我们那会儿学艺可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幸福，下着大雪的时候，我们得和师傅一起把门口的雪扫干净。一扫就是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然后就是早上的练功，主要是练气。一个演员，最志码的要求是中气得足，不但要吐字清楚，字正腔圆，还得使自己的声音让每一个观众听得见，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好，其他一切免谈。我记得很清楚，侯宝林大师经常是在早晨要求我们练气，要做的功课就是对着堆好的雪人吹气。这一吹起来就是三四个小时，可真是个累活，然后接下来就是练绕口令。”

一提到绕口令，李东坡更来了精神，他怯怯地问：“请问霍老师。您能不能说一段绕口令？”霍老师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问题啊。”接着，他就说起来了：“从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拿着一个喇叭，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吧……”。李东坡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听过相声演员说段子，他十分感谢霍老师的无私传授。

第二章

平时的李东坡给人的感觉并不十分优秀,尤其是在体育方面,他除了游泳很有个性之外,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跳马,别人能一跃而过,他却竟然会坐在木马上下不来;俯卧撑,别人能做二十来次,他却只能做四五次.可是,同学们也并不笑话他,因为他的为人比较低调,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特长,只是从不说出来而已,他教会了班上三个人游泳,而除了那三个人之外,竟然没有人知道他会游泳.有谁会笑话一个为人从不张扬的人呢?不张扬归不张扬,可是,要是遇上太误解他的人,李东坡也水会客气的.

有一次，李东坡的所有乡友们在省卫生学校举行一次乡友会，前来参加的老乡竟有三十多个人。有两个老乡在这需要注满乡情的环境里，竟然也自我欣赏地说着一口在李东坡看来十分别扭的普通话，虽然他理解他们想卖弄一下普通话的心理，但李东坡还是觉得有些看不惯，他想乡友会无非是要用乡土语言来沟通老乡之间的感情，要说普通话，有的是机会，何必这时说呢，这不明显是做作和逞能吗。

李东坡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想着什么就说什么，就用家乡话对那两个老乡说：“二位朋友，我们这儿开的是老乡会，在这儿说普通话是不是不太合适？”可是那两个老乡不但不听，反而笑着而且异口同声地挖苦了李东坡一句，说：“你是不是不会说普通话？”挖苦的这一句话让李东坡一时语塞，因为这是他未曾想到过的一句话，不过这两位老乡并不是本校的学生，他觉得也算可以理解，但对于他们的挖苦，他不能沉默。他迅速冷静下来，在思考着回应的话，这时再不作出反应，他这个在卫生学校有名的“校嘴”岂不太窝囊了？李东坡冷笑了一声，说:“普通话我倒是说不好，不过你有机会可以来看看我的演出，也欢迎你们跟我学说相声。”看着对方尴尬的表情，李东坡心里美滋滋的，他想：谁叫你们不知天高地厚。

李东坡是一个疾恶如仇的人.就在这次乡友会上,那两个讽刺他不会说普通话的老乡,知道了李东坡在卫生学校是个名人,也对他友好多了.可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正手不释卷地看着一本书，书名是《希特勒传记》。虽然不是很厚，但是很精装，估计要人们两天的工资才能买得到。李东坡想：世界上多少人的传记需要人们去整理，去挖掘，怎么能偏偏看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的传记呢？这种人就只能让世人去诅咒，去攻击，不值得人们去看，看我是怎么把这全书销毁的。于是，他就问那个已经变得很友好的老乡借那本书看，那老乡说：“没关系，你看吧！”李东坡说：“我看两天就行。”两天后，李东坡实在还不出那本书，他说他不小心把它弄掉了，只好还那老乡三元钱，那老乡说什么也不肯要三元钱，最后勉强同意收了两元钱。其实那本书，李东坡一眼也没有看，借去的当天下午，那本书就到厕所报到去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思潮异常活跃,在J省卫生学校,有些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的学生,大言不惭,标新立异,说蒋介石也有他的好的一面,李东坡听了,差点没和说这话的人打架,他认为,就是再过一千年,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总不能五百年以后突然说岳飞不是好人吧?为了表示对持那种奇谈怪论的同学的愤慨,李东坡当即写诗一首《骂中国二坏人》：其一是：名叫蒋介石，无荣只有耻；民族大罪人，千秋骂不止；剿灭共产党，杀生唯嫌迟；东北不抵抗，引狼入家室；西安事变后，拘张把言食；黄河花圆口，造恶当福祉；密谋皖南变，臭名留青史；万恶说不尽，口诛嫌秽齿。 其二： 名叫汪精卫，一生无限悔，卖国又卖家，万年唯有罪。虽然这诗有些过于感情化，但是它真实地说出了觉醒后的人们对于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感受,受到不少同学的好评。

一周之后,郭老师找李东坡进行了一次长谈。又是一个星期之后,郭老师决定由李东坡担任第二组组长,原第二组组长因为粗心大意搞坏了一台显微镜被替换了下来。在任命李东坡为组长前，为慎重起见，郭老师在每周一次的班会上和同学们说：“同学们，李东坡同学最近的表现大家都是看见的，我想提议他为第二组组长，大家还有没有意见？”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没有。”说完，教室内响起了一片掌声。班长突然说：“我有意见。”郭老师和其他同学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他，这个一向稳重的同学怎么会说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话。郭老师见大家都很尴尬，就问：“你说对李东坡同学任组长有意见，你把你的意见说一说给大家听听。”班长说：“我的意见并不是反对的意见，我是想说，既然李东坡的相声说得好，我是想说在他任组长前，是不是让他准备几天，说两三段单口相声，哪怕是说一段也好。”同学们一听，这才高兴地拍起了巴掌。李东坡见大家这么看得起他，也不能让大家扫兴，可是他又从来没有说过单口相声。他只得笑一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如实地说：“谢谢大家看得起，不过单口相声，我的确没有说过，如果你们真的想听，这样吧，让我和朱永琦商量一下，看是不是能在班会上为大家说一段对口相声。”于是，教室里又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以前郭老师的办公室只有几个班干部才能出出进进,那时李东坡是多么羡慕这些班干部啊,想不到仅仅过了不到一个半月,他也可以和其他班干部一样向郭老师汇报工作,这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老师莫大的信任,也是个人莫大的荣耀.李东坡决心不辜负老师的厚爱,好好为班上多做一点工作.

一个月之后,学校有几个入党的指标,郭老师明确指定李东坡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全校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郭老师对李东坡说：“东坡，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入党积极分子的指标，每三个班只能有两个，这个指标给你，可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学校对你最近的表现也挺满意，希望你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李东坡说：“谢谢学校的关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郭老师说：“据说，你画画也不错，什么时候画一张给我看看。”李东坡说：“画是喜欢画一下，不过画得不怎么好，我怕你看不上。”郭老师说：“这个你也用不着谦虚了，再有半个月，学校要举行两年一次的校运会，学校需要在校运会上营造一下气氛，需要张贴一张大型宣传画，如果你画得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李东坡说：“不一定能行，不过请让我试试看吧。”

画宣传画，首先得有基本的条件，最起码得有画画的桌子，李东坡没有。从学校领来了画画的必须工具，李东坡想在寝室完成这项任务，可寝室只有一张课桌作为同学们的不时之需，他想把这两张桌子拼在一起用。他又一想：如果是那样的话，寝室里其他同学就没有走路的地方。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李东坡就利用星期天同学们出去玩的空隙，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把自己的床位当作画桌。就这样，经过辛勤的工作，一幅画工细腻的宣传画呈现在郭老师的面前。

半个月后，Ｊ省卫生学校校运会如期举行，一张以体现女排精神为内容的宣传画出现在省卫校那宽阔的运动场上，当全校两千多学生在庄严的运动员进行曲中陆续步入运动场时，两千多双眼睛几乎都瞄向了李东坡画的那张宣传画了。

此时此刻，李东坡的心里真是异常激动，想起自己从一个平平常常的农家子弟成为一个J省卫生学校的学生，并且即将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这一路走来有过多少沟沟坎坎,又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啊。

校运会开过不久，就要放寒假了，想着马上就要回到亲人身边，李东坡格外高兴，他真恨不得马上把这学期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向家里的亲人全说出来，不过有一点让他不太开心，他对所学的专业不是很感兴趣，专业课的成绩只能算中上游，这可能和他的业余爱好太多有关系，除了说相声和画画，李东坡还能填上几首不错的诗词呢。

回顾这一学期的生活，李东坡写了一首词，名叫《清平乐。卫校生活》

卫校生涯,相声与画画，乐在其中报国家,生活灿若彩霞.

描绘中华之春,学习女排精神,青年若有朝气,社会阔步前进.

J省卫生学校的领导得知李东坡写了一首积极向上的古词，于是把他这首词的下阕用醒目的大字写在学校的餐厅里，虽然餐厅不是个很高雅的地方，但自己的作品能在全校公之于众，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

写诗作赋的人在J省卫生学校几乎是廖若晨星，这首词从专业的眼光看也许还显得稚嫩，但这对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来说，应该说是不错的了，在J省卫生学校许多师生心目中来说，这李东坡似乎是个有三头六臂神话人物，竟然能把说相声、画画、作词融于一身，实在不可多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

在临近放寒假的前一个月里，李东坡享受了他这一辈子难得的愉快时光。

怀着喜悦的心情，李东坡回到了他分别五个月的家乡过寒假。

这五个月，对于李东坡的父母来说，像是过了十五个月，因为他们从李东坡的来信中得知远方的儿子取得了一些成绩，所以天天盼望他回来。

那一天，李东坡的父母跑到离村庄两公里在的地方去迎接他，刚见到李东坡时，李田顺两夫妻原来像核桃仁似的脸，一下子笑成了绽开的花朵。东坡妈几乎是抱着儿子，好像他不是从两百多里之外的省城回来，而是来自地球的另一端.

大年三十的下午，渔池李大祭祖的时候到了。渔池李有个与别处迥然不同的习俗，清明节从来不进行祭祀活动的，个别人甚至不知道清明节是干什么的，他们祭祀时间有两个，一个是大年三十的下午，另一个就是七月半。大年三十的祭祖，可谓隆重而热烈.渔池李的殡葬很集中,村上人有谢世的全葬在一块名叫“先人山”的大土丘上。说是山，其实那不过是一块比周围平地高出一米多的地方，这是一块面积大约为70亩、林木茂密的大土丘。它和周围一望无际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先人山成了临鄱县有名的墓地，相当于北京的八宝山。

那一望无际的不是别的，正是最具水乡特色的稻田和港汊。这些长得望不到边、宽只有四五米的港汊连着全国有名的鄱阳湖。

每到大年三十，“先人山”鞭炮声此起彼伏，然后就是香火弥漫，再然后，前来祭祖的子子孙孙们请祖先回去吃年夜饭，有的人说一些请列祖列宗们保佑子孙后代顺顺利利、一生发达的话。

李东坡的父辈五兄弟，只有四叔李田增算是最有文化的人，他当了三十多年的校长，算是一个教育界的老前辈了。最初的二十年是初中的校长，后来的那所初级中学又发展成了高级中学，于是他又做了十几年的高级中学的校长。此刻，李田增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后生，打心眼里高兴。他说：“你们现在都是有文化的人了，比我们上一代强多了，我今天上午想写一副对联，只是想出了一个上联，可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下联，你们想一想，看能不能帮我对出下联。”听说要对春联，年轻人一个个跃跃欲试。李田增说：“我的上联是‘一家九人皆姓李’，你们想一想吧。”李东坡想：四叔这对联很实在，他一家人也确实是一家九人都姓李，因为四婶也是本村人，再加上他们的三儿四女。李东坡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倒是想了一副，不知对不对。”李田增说：“你说说看，你现在在省城见了些世面，看来还真让你对成了呢。”李东坡说：“我的下联是‘一年四季都是春’。”李田增想了想，喜出望外，说：“你这对联对得太好了，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很符合这过年的气氛，看样子我真的老了，不如你们年轻人了。”说着高兴地笑起来了。李东坡被四叔一夸，反而觉得不好意思，就说：“四叔太客气了，这恐怕也是我碰上的，我自己三年前想写一副对联，到现在还对不出下联，说明我也不怎么样啊。”李田增谈兴正浓，说：“那你把那对联说出来看看，俗话说：三个皮匠，抵个诸葛亮，我是不行了，说出来让你这些堂弟们试试看。”李东坡说：“上联是‘渔米乡里鱼米香’，不知为什么，我想了三年都没有想出来。”殊不知，他们一起想了十天也没有想出下联来。

这一次的祭祖，李东坡的家族可谓浩浩荡荡，这其中有他的一个伯伯，父亲李田顺，他三个叔叔，九个堂兄弟，六个侄子、堂侄，一共是二十一个人。在这次祭祖中，李东坡知道自己的祖先三百年前来自福建省惠安县，也就是那个妇女们“封建脑袋民主肚，节约衣服浪费裤”的地方。

这个假期李东坡过得十分开心。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天的时间，他在家乡的田野上捕获了三只野鸭。在田边的一口水塘里，还和他的一个在大家族中排行第九的堂弟捉到一只甲鱼(那是一只他从没见过的大家伙),李东坡看着这只甲鱼，心想，这会不会是我九年前放走的那一只呢。李东坡十一岁的时候，在这口水塘里抓鱼，脚下好像踩着了一只很大的旧鞋子，他伸出双手，想把那只旧鞋子从水里翻出来。没想到，翻出来的不是一只旧鞋子，而是一只很大的甲鱼。这只甲鱼被李东坡用力一抖，抖到了离水塘两米的岸上，它知道我命休矣，就没命地朝水塘里爬，李东坡看见这家伙太大了一点，不敢伸手去抓，他知道甲鱼咬住人非要放到水里才肯松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跑掉。

开心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转眼就到了开学的时间。

渔池李有一个村民叫李剑和，他的岳父家就在附近的许家村，李剑和的小舅子在省会N市治病，他的岳父我们姑且叫他老许好了。老许要去N市看看儿子的病情，可是偌大的一个省会城市，对于老许来说无疑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这个连县城都很少到过的农民担心在大城市找不到该去的地方，听说李东坡在N市读书，并且在学校还有些名气，于是就想请李东坡帮他一个忙，帮他找到他儿子治病的那医院。其实，老许要去省城的日子比李东坡上学的日子整整早了两天，难得的春节大聚会、一家人团团园园的日子，他实在是有些不愿意提前返校的。李东坡的心最像他妈妈，看不得别人有困难，再说乡里乡亲的，于是就答应了下来。老许怕李东坡不会答应，好话说了一大堆，并说他有个弟弟在县财政局当副局长，到县城后可以住到他弟弟家去。李东坡对老许说：你弟弟家怎么能住呢。老许说：没有关系，我弟弟另外有一间半房子没有和他家在一起，在局机关的，很清静。

其实李东坡还真不是贪这点小小的甜头，因为他的大姑姑就住在县城，好住得很。一来是大姑姑当了二十多年街道办的干部，还有一个儿子在部队干得不错，是铁十六局专门负责铁路建设的一个头头。姑姑有儿子因为工资高，常常给父母寄钱，因此大姑姑家里挺宽敞，二来是李东坡有父亲李田顺和他的大姑姑比一般的兄妹感情还要好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李东坡的奶奶生了五儿两女，那时候国民党政府是对共产党必欲除之而后快，对日本帝国主义无能为力，对共产党却虎视眈眈，除了剿匪还是剿匪，国力日穷，水利建设几乎是零，李东坡的家乡十年要受九年的水灾，弄得民不聊生。1938年，李东坡的奶奶中年丧夫，面对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不得不作出一个让人揪心的决定——————在要饭的路上,将李东坡的大姑姑扔在了一个相对来说生活要好一些的村子。李田顺发现自己的妹妹被丢下了，找了两天两晚，还是没有找到,李田顺想,自己的妹妹长得好,一定是让人留下来做童养媳了,后来的事实证实了他的猜测。解放以后，姑姑结婚了，也和娘家人联系上了，她听说她的哥哥找了她两天两晚,十分感激他的哥哥.常常隔三差五地来娘家看望娘家人.有一次,李东坡的姑姑回娘家,看见她的二哥李田顺掉进河里,顾不上自己也不会游泳,顺手扯下肩上的扁担就伸向了李田顺,一个大浪打来,她的二哥李田顺没有救上来,她自己也掉进河里.好在很快靠上来几条打鱼的船,船上的人们费了好大的神才把他们兄妹搭救上岸.从此,他们兄妹的感情就更好了.

李东坡很想去姑姑家住上一个晚上,因为自从读高中以来,因为种种原因,他已经两年没有去过姑姑家里.可是,看着老许那充满期待的眼神,想起自己已经是一个入党积极分子,李东坡还是承诺帮一把老许.真叫做天有不测风云，这一承诺————恰恰是李东坡对老许的这一承诺让李东坡后悔终生。

早上看着满天的彩霞，不管是李东坡还是老许都认为今天的天气肯定不错，至少不会坏到哪里去。想不到这彩虹是有很大欺骗性的,就像军人的迷彩服.李东坡和老许走上了去县城的路。他们已经买好了去省城的票，现在正往县城赶呢。可是天公不作美，李东坡和老许刚走了四华里路，下起了雨。

望着这带着阵阵寒意的春雨，李东坡说：“老许，我们回去吧。老许说：“我们都走了这么远了，再说也许要不了多久这雨会停的。”李东坡说：“这季节的雨，停是不大可能，如果不会下得更大就烧高香了，我这把雨伞太小，我们如果这样走到县城一定会比落汤鸡更惨。”老许说：“大学生，我手里这把雨伞要大一些，我们换一换吧。”从“大学生”这个称呼中，李东坡明显感觉到老许想早日见到他儿子的迫切心情，再看老许手里的雨伞如果说要比李东坡的雨伞大一些，那也纯粹是老许的心理作用；就算老许的雨伞真的比他的雨伞更大，李东坡也决不会夺人之爱。虽然去省城不是回家，不能用归心似箭来形容老许的心态，但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定比归心似箭还要迫切。

对于老许称呼他为大学生，李东坡总觉得受之有愧，虽然那时的中专生因为稀少，不管是从安排工作还是从其在社会上的地位都绝不亚于九十年代末期的本科生，并且当时的社会上也确实习惯于把大学生和中专生都称为大学生，但是憨厚的李东坡觉得自己还不配这个称呼，竟然有些脸红起来，这和后来社会上一些人为了名誉和地位不择手段的获取较高等级的文凭甚至直接制造虚假的文凭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

果然不出李东坡所料，不到十分钟这春雨竟然越下越大，由于是一路小跑，这时他们走出家门已经五里路了，再返回家明显不合时宜了。更要命的是，剩下的路比前面更泥泞，李东坡几次差点摔倒。

雨，下啊下啊，人们一般说的倾盆大雨就是最大的雨，可是用倾盆大雨形容那天的雨似乎还不够。随着雨越来越大，紧接着的是电闪雷鸣，李东坡以为有了雷电，这雨不一定会下很久，可是他错了，雨仍然像瓢泼一样哗哗地倾倒着，不远处的河道里传来像怪兽一般咆哮声，让李东坡和老许都毛骨悚然。

不好说是祖孙五代人，但可以说李东坡祖孙三代都没有碰上过那么大的雨啊，真的没有，真的。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李东坡向人们描述那场雨时还心有余悸，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李东坡走过的那条路1996年被改造为省级公路，2001年离这条省级公路不远处新修了一条连接渔池李和县城的国道。可是二十岁的李东坡和当年的老许没有赶上啊（等路修好了，他们这一路的艰辛历史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在这心痛的“可是”后面是巨大的代价，是留给李东坡一家难以抚平的创伤。今天的李东坡已经无数次地夸过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交通发展的成果，他说这二十年胜过两百年。

就这样，李东坡虽穿着厚厚的冬衣，可是由于一直在艰难地走，全身发热，内衣被汗水浸湿，外衣被雨水打湿，这样的经历以前别说是体验，他听都没有听过。他们多么想这时候能搭上一辆车啊，对，要是在公安局开车的堂兄李东义的车突然出现那该多好啊，李东义这一向也难得看见，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退一百步讲，那怕是农村里最常见的手扶拖拉机也好啊，可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别说是车本来就少，就是有车，有谁会在这么个大雨天上路呢？一路上他一共摔了三次跤，老许虽然在农村经的风雨多些，可毕竟年纪大些，同样摔了三跤。两个泥人，在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县城。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铁打的人也是吃不消的。

到省城以后，李东坡很快发现自己的食欲很差，第二天，他不但食欲差，还开始拉黄色的尿，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病了，他以为这病挺一挺也就过去了，所以他好几餐饭没吃照样坚持上课。第三天早上，他的胃口也没好一点，李东坡想：听大人说，自己只是在两三岁时生过不少病，可自从记事以来，不要说生病，连医院都从来没有到过，可这次怎么会一连几天这样病病歪歪的呢。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一定是得了不小的病。他想起和老许一路所吃的苦，他知道他生的这病一定和这次在大雨下淋了三个多小时有直接的关系，这事要怪就怪老许，可是时过境迁，老许在哪儿呢？

李东坡来到离J省卫生学校一公里之外的石岗镇医院，给他看病的是一个中年医师，姓胡，五十岁左右。胡医师问了几句病情，叫他化验一项尿常规。很快有结果了，胡医师说他患了急性甲型肝炎，并关切地告诉他：“不要紧张，这病来得快去得快，不过再快也要吃上一个月的药。”胡医师是对的，其实这种病对于青年人来说并不难治，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李东坡本想和学校说出实情，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给他看病的胡医师神秘地告诉他说：“这事别告诉学校，不然，搞不好要被学校休学。”其实，正是这善良的胡医师好心办了坏事。人们都说：你待人以诚，人必然也待你以诚。后来，同学们知道了李东坡悄悄治病的事情，都对他不冷不热，甚至不理他，因为同学们觉得李东坡欺骗了他们。其实，悄悄治病本来不是李东坡的初衷，就凭他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也从来没有把社会想得这么复杂,更何况几个月前李东坡在舞台上得到的阵阵掌声告诉他自己:社会是多么的好,人们是多么热情善良.后来的事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

当时，李东坡想:这医师太好了，非亲非故，他竟然把最贴心的话都对我说，等我病好了一定要想办法报答他。

要熬药，李东坡连一只煮药的炉子都没有，他想卫生学校有的是酒精炉，那是做化学实验用的，可他想起胡医师的话，不愿意向学校借，因为那样一来，有人就可能发现他生病了，他怕被休学。在买煮药用具上,他有时也会想:自己是不是太小气了,连个煮药的东西还要想到去借.其实,此时此刻他精打细算是正确的,因为他想,要想让身体好起来,在用药上多下点本钱是应该的,而又不想让已经为他付出很多的家里知道这些,其他方面不得不节省一点.

于是李东坡就从一个老乡那儿借来一个酒精炉，这才能吃上中药。不管怎么样，那医生对李东坡的治疗是相当有效的，只是吃了两剂中药，他的食欲就很快好起来了，尿色也没有先前那样黄了，他知道，治疗效果很好。四剂中药下去，饮食完全正常，尿色已看不见黄色了。

李东坡看到自己虽然远离亲人，又得了这种让人心烦的病，可十剂中药吃过之后，竟然好得这么快，他不禁对胡医师油然而生一种敬意。此时此刻，胡医师在他的心目中成了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他又吃了六剂中药，可以说症状全都有没有了，他开始麻痹大意了。

仅仅在十天以前，李东坡曾经想：只要能治好自己的病，花多少钱都值得，因为只要身体好了，他这个入党积极分子就要转为预备党员了，这就等于花钱买前途。可是人是最容易得寸进尺的，这时的李东坡已经完全忘记了胡医师劝他至少吃一个月药的话，他甚至还想：这胡医师是不是太保守了，叫我吃一个月的药，简直是笑话，要照这样的效果服药，最多再吃上十天的药就足够了，再说喜欢给家里写信的他从没想过把这事告诉家里，他不想让家里人为他担心，他想等自己的病好了再跟家里说，这样他也就失去了向家里要钱的机会，于是他想向同学借点钱，可转念一想，一个在外的学生谁都有自己的难处，怎么会有富余的钱往外借呢，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手头越来越紧了，但是为了健康，他还是咬了咬牙，又到镇医院开了十剂中药。

二十天后，班长通知李东坡去一下郭老师办公室，李东坡以为郭老师知道他生肝炎的事。他想：全完了，这下可全完了，不要说是什么预备党员，肯定要被休学。然而，郭老师问了一些他最近的情况以后，笑嘻嘻地说：“东坡，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好好干吧。”这大大出乎李东坡的意料之外，一颗大大的泪珠在李东坡的眼里打转，他太高兴了.他听说，有些人为了入党，挖空心思巴结领导，甚至给人家送大礼，还不一定能如愿以偿，可是自己就凭着在卫生学校的表现就能获得这莫大的光荣，人们还说，入党就是获得政治上的文凭。现在他还这么年轻，就光明正大地得到组织的信任，他一个来自农家的学子，能不分外高兴吗？

此时，李东坡自以为他的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了。他想：现在别说是手头紧，就是手头很宽裕也没必要再浪费钱了，这个胡医师也真好玩，叫我吃一个月的药，还至少吃一个月的药，可笑，大大的可笑。

然而，可笑的不是胡医师，而恰恰是李东坡自己。接下来的两天内，他没有再吃中药，可是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吃上了另一种药，那药的名字叫后悔药。谁说世上没有后悔药，李东坡开始吃的这药不就是后悔药吗？

李东坡开始停药了，停一两天看不出什么不同，可第三天，他发现原来已经完全正常的尿色又开始变黄了。虽然饭量不见减少，但是他觉得这次得的急性甲型肝炎实在让人头痛。尿色变黄意味这病没有完全好。这时他已经隐隐觉得胡医师的话千真万确，他打算按胡医师的话做，可是已经晚了。他的心态在迅速变得灰暗甚至消沉，他不再那么自信了，甚至还有些自卑。老乡的酒精炉由于酒精已经彻底用完而还给了老乡.再向学校借是多么不好意思.钱不多了,酒精也没了,自己二十多天独自背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往前走,李东坡能走多远呢?他那稚嫩的肩膀能够承受住这些吗?

李东坡想想在家的日子,再想想最近在卫生学校的生活,一种从没有过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应该说,凭着他第一学期在J省卫生学校的影响,只要他把自己生病的情况开诚布公地向郭老师汇报,向学校汇报,他一定会得到同学们的关心,可是他没有.

李东坡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很大的转折.

原来李东坡由于成绩好,而且多才多世艺,深受同学们的喜欢,他在公卫十三班的人缘可以说是很好的。可是一夜之间，李东坡发现同学们看他的眼光似乎全变了，他觉得同学们都把他当成了公卫十三班的害人精，其实这种现象有一些是客观存在，有些是他的心理作用。在他看来，原来对他略有好感的同学现在对他敬而远之，原来对他亲如兄弟的同学也没有以前那么亲近了。其实，就算是这样，这也应是意料中的事，李东坡大可不必过份注意同学们对他的态度。而对李东坡来说，这种感觉已经远不只是与日俱增，简直就是与时辰俱增甚至与小时俱增，并且最终成为他沉重思想包袱。

由于在学校治疗得相当及时，加上李东坡得的是甲型肝炎，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学校基本上已经治愈，不过不能忽视的是还需要巩固疗效，而且需要好好地巩固。可是开学时李东坡从家里带来的钱已经所剩不多了，加上越来越重的思想包袱，他几乎快要崩溃了，他现在的所有症状全部是因为精神高度紧张而产生的。过份抑郁哪儿有心思吃饭，一个人不吃饭哪儿来的力气，没有力气，李东坡就认为这正是肝炎的明显症状，自认为有肝炎，思想负担就不可能去掉，只要有思想负担，厌食的表现是不会中止的，李东坡正在走上一个恶性循环，这是李东坡的一个死结，这是一个后来压得他一家人喘不过气来的死结，如果不是后来的一个偶然的契机，结果会很惨。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是后话。

李东坡这时的肝炎已经完全好了，这时候，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多愁善感。

这种疾病的某些症状和肝炎几乎一模一样：消化不好，饮食少，体力弱。

李东坡还在吃那些治肝炎的药，能有用吗？

为了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决定回老家去看病了，尽管这时他的病主要是心理压力导致的疾病，而不再是他自认为的肝炎。他现在从原来的不愿意打扰家里人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了，那就是今后的无病呻吟，而且这一呻吟长达两年，使他原先在J省卫生学校的声誉大大降低，直至完全消失。

李东坡在一次偶然的煮中药的过程中，同寝室的同学冯小宁问他：“东坡，你吃药干吗？”李东坡如果知道后来的结果，他怎么也不会说出那句看似平平常常的大实话，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一句话，使李东坡原本前程似锦的人生道路充满崎岖和坎坷，因为即使回答充满隐私也不会给全班同学带来任何坏处.

李东坡说:“我生病了，好象是肝病”。就这一句话,李东坡见冯小宁的眼神马上有些异样,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歧视,并且冯小宁的眼神马上又恢复了常态,并以一种十分关心的口气说:“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青年人得这种病其实很容易好。”应该说他的这个同学说的是真话。

这天晚上，李东坡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独自起床到学校外面的商店买了一包烟，他本想坐在学校外面独自抽完这包烟，可他又怕学校的大门会关上，到那时想进都进不来。他只好走进学校，坐在学校的大操场上闷闷地抽着烟。本来他是从不抽烟的，可是心很烦，他只得来个借酒浇愁，他觉得这香烟并不好抽，味儿怪怪的。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不知不觉就抽完了一包香烟。当他下意识地伸手再去烟盒里拿烟时，才知道烟已经抽完。他苦笑了一下，这烟抽起来苦，不抽更苦啊。他默默地走向寝室，同学们都已经睡了，他坐在床上，慢慢地脱衣服，每脱一件，又愣一会儿神，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的日子。

这几年的生活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他面前呈现。他想：自己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他从小学开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他十三岁那年，国家恢复了从文化大革命就一直中断了的高考制度，给像他这样的农家子弟提供了一个十分好的人生大舞台。

他在1982年参加第一年高考，那一年他差六分没有考取。

1983年他又参加了第二次高考，这一年他考了409分，他的一个在饶州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堂兄对他说：你今年可能会上专科分数线。可是过两天，又有人说是分数线提高了，他想，再怎么提高，中专总还是能考取的，因为那一年是一条龙考试，所谓一条龙考试就是报考时不分大专和中专，依据高考分数的高低依次录取本科、大专、中专。于是他就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原先据说一两天就有通知书送到家来，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三周过去了，还是没有等到通知书，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也快过去，一直过了中秋节,还是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

如果说第一年的落榜，李东坡只是有一些难过的话，第二年的落榜，就让他很伤心。因为第二年的考试，不管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最好的状态，至少，第二年的考试比第一年有经验得多，不会怯场，再加上像他一样参加第二次考试的人不在少数，这样的话，他的思想压力也不是很大。如果再复读一年，高考时的心理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反而会影响考试的发挥。另外，想想自己两次都没有通过高考，复读还是不复读，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东坡。

如果复读，考取了固然好，万一再一次失败，一是自己没脸见人，二是会给家里增加负担，虽然一个学期十二元钱的复读费并不贵，但是不能为家里劳动，不能为家里增加收入啊。更何况在农村，有多少人因为生活所迫，有一次高考复读的机会已经很幸运了，有的只能看自己应届毕业那一年的运气了。而自己已经考了两年啊，可是，这两年都以失败而告终，就是家里同意自己读，也不忍心再读下去，也不好意思再读下去。想到这里，李东坡拿定了不复读的主意。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李田顺时，遭到了李田顺的好一顿骂。

骂过之后，李田顺说：“儿啊，我们这儿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做‘一次不明，二次不清，三次准能行’，意思是说，不管做什么事，第一次很没有经验，做事往往不会成功，结果不明朗，第二次，虽然经验多一些，但谁也保证不了一定会取得成功，对于事情的结果也是不清楚的，第三次经验相当丰富，肯定会获得成功的，所以又有一句话说得好：事不过三。万一你第三次还是不成功，我决不会勉强你复读的。再说自从上前年实行分田到户，劳动力可以自己调节，农闲时，你就是不去复读又不能多挣工分，农忙时，你请一两天假，也影响不了家里的事，这多好，所以说生产责任制好啊，那是真的好啊！我们国家这个政策好像就是专门为你服务似的，你只管放心地去复读吧！”

李东坡让他父亲的话说得动情了，他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同时他也父亲的辛苦而伤感。

李东坡不得不卷起铺盖又读补习班了。在补习班里，他听说他之所以没有被录取，是因为分数线提高到了410分，李东坡只差一分没有被录取，其实这些也只是听说，当他第二年在J省卫生学校读了一年之后，他得知比他早一届的学生中，竟然有比他同一年分数还低几分的人，这更使后来的他如吃进去一只苍蝇。

1984年、1985年两年的高考有个新规定，参加高考的学生要进行预考，预考合格的才有资格参加高考，1984年的预考李东坡没有参加，因为他上一年的高考分数是409分，而当时的高考条例规定，凡是上一年高考分数超过400分的一律免预考，他获得了免预考的资格。本来他自己倒是很想参加一次预考的，锻炼锻炼总不是坏事，可那一年他家快要收割的七亩稻田全部遭受水灾，他不忍心让年近花甲的父母独自做捞稻谷的重体力活，只得将预考的事瞒了父母，跟他们说学校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干农活。

1984年7月，他参加了第三次高考，四十天后，李东坡得知自己的高考分为442分,又过了半个月他接到了Ｊ省卫生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可把他一家人高兴坏了。

这几年的历程虽然是坎坎坷坷，可相比更为坎坷的人，他又算是比较幸运的了。所谓更加坎坷的人,还得说是那一拨高分而又落榜的学生。这还得从头道来。

1978年,临鄱县所在的饶州地区有个新规定，对于初中毕业生的考试采取一种很特别招生方式：高分录取进入重点高中，稍次的直接上中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中专，再次的上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