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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闹革命

2015-2-9 23:50| 发布者: Ark老虎| 查看: 813| 评论: 0

摘要: 1967年4、5月间,文化大革命早已是如火如荼了。一天,我们学校的“闯将”在学校大礼堂又组织召开了一次批斗校长、书记的大会。以前,我们这些“灰色”学生,对校长、书记敬畏有加,现在看他们垂头丧气的站在台上,倒 ...

1967年4、5月间,文化大革命早已是如火如荼了。一天,我们学校的“闯将”在学校大礼堂又组织召开了一次批斗校长、书记的大会。以前,我们这些“灰色”学生,对校长、书记敬畏有加,现在看他们垂头丧气的站在台上,倒也不觉得他们有多坏。反而对那些在台上大声疾呼的同学有点反感。他们当中有的还是深得学校青睐的,弄不太明白。作为无足轻重的“灰色”学生,我们是站在后面的看客,看着批斗大会按部就班地结束。不料,临结束时有状况了,我们前面有一帮同学不知咋的和台上的同学喊了起来。原来,大会结束时,主持人宣布我们学校参加了市里的一个红卫兵联合组织,今后我们学校就是其中一员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的和反对的都在扯脖子大喊,大家在乱哄哄中离开了学校。一些反对派同学很快也聚集在一起,说是也要去联系市里的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很快,我们学校就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而且都有自己的上级组织——红向联和反逆流,而且大家又都是从心里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却又“势不两立”。

自从有了两大派组织后,这学校也就成了一锅粥。开始,大多数学生还是来学校转转,老师们也还来看看。校长、书记似乎很悠闲了,很少站台了,只是神情还是那样抑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到了这时已成了例行公事,红卫兵双方关注的是各自的上级组织并为之大打口水仗。经常会有两伙人为了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辩论、争吵。不过,这两伙人为经费事,倒是很一致,他们一致把矛头对准了总务主任,一致要把经费控制在自己手里。好在这位总务主任是个很圆滑又很原则的行家,红卫兵双方也就是在学校多报了些公交车票而已。说到底,学校的两大派红卫兵没有什么根本的厉害冲突。即便是两大派的主要头头,也只是跟跟上级组织的风而已,时间一长也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娘,懈怠了。我们学校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家在农村,学校既然无学可上,他们也就回家和父母一起去挣工分了。这时,我因家庭原因已属“居无定所”只能继续当“寄宿生”,和同样无所事事的家在外地的老师住在一起。经常和老师们在一起,又没有学业上的压力,感觉老师比以前和蔼可亲多了。有几个家在附近平常合得来的同学常会来学校走走。我们一起看书、下棋、吹牛,有时甚至还会喝点酒。慢慢地,我们竟成了不可多得的知己,每天都会见面。俗话说“无事生非”,没有事情可做就会弄出点事情来。一天,我们几个乘图书馆老师不备,冒着生命危险偷偷从气窗爬进图书室。在尘封多时的图书室,我们找到了那么多被当时称为毒草的禁书。一时间,我的床上床下都是书。《红与黑》、《牛虻》、《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 都在那时让我们囫囵吞枣了一遍。

1967年7、8月间,宁波的两大派斗争是相当激烈了,冲突、武斗也时有发生。不过,和外地的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了。人们常能听到那里那里武斗死人的传闻,但宁波人在这方面好像很有独到之处。武斗一方往往手提棍棒喊着“文攻武卫”的号子,很吓人地列队往对方据点开去。而对方往往在得到消息后立即转移,避其锋芒。结果是一方把另一方的据点给端了,缴获一些纸张、三轮车之类,大获全胜。即便是遭遇了,也只是把人打败了,服了即可,见好就收,不会往死里打。事后,被端的一方必定会大发传单,血泪控诉暴行云云。随着斗争深入,市区基本是以工人、学生为主的一大派,而农村多数则是另一派的天下。一天,农民造反派抓了一个工人造反派战士,有个农民居然往这个工人嘴里塞大粪!我们闻讯赶去,只见那位工人浑身污秽,摊在地上呻吟,周围只有一些村民的窃窃私语和叹息。这是我见到过的最下流野蛮的行为。我们谴责、鞭笞这种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对这里的农民造反派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与恐惧。一天晚饭后,月明星稀,清风习习,我们5、6个无所事事的学生聚在操场边纳凉闲聊。突然来了一队农民造反派,说是要和我们红卫兵辩论。塞大粪!我们很怕这些人也要给我们塞大粪!于是我们就说,“要辩论就在这里,出去不行!”可是,他们哪里会听我们的?在他们面前,我们真是势单力薄任人宰割啊。月光下他们一队人押着我们几个浑身哆嗦的学生经过了一条机耕路,来到一座桥上。夏天,河水很浅,这桥显得更高了。难道要把我们从桥上推下去?推下去也比塞大粪强啊!在我们的哀求声中,他们的头头很严厉地教育了我们,结果他们还真的狂笑着把我们推了下去。在桥下,我们一边假装哭叫,一边观察他们的举动,生怕他们再扔下石头来什么的。直到他们远去,再也听不见他们的笑声了,我们才敢互相看着,狼狈不堪地带着浑身泥水爬上岸来。为防不测,我们连夜逃离了学校。

1967年年底,随着宁波军管会的成立,宁波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很明朗了。革命大联合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原先对立面的革命群众包括农民造反派纷纷“反戈一击”。这时,我又“以校为家”了。1968年春,学校成立了有校长、书记参加的“三结合”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真的要“复课闹革命”了。要复课了,其实没我们这些早该毕业离校的“老三届”什么事。于是,多数同学闻讯来学校转转以后就又各回各家了。家在学校附近的我的知己们,照旧来我的斗室瞎聊。学校很快把附近小学的学生招了进来,老师们似乎也按部就班地工作着。看着每天进进出出,在教室里念着毛主席语录的昔日的“红小兵”,我感到自己已经是局外人了。天地悠悠,人来人往,我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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